白露，意味着天气真正入秋。
《七十二候集解》载：“白露，八月节。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
与新绿萌发的春、姹紫嫣红的夏不同，秋天意味着落叶萧萧、草木枯黄。只有少数草木能抗衡“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意——菊花是其中的代表。
菊花是一个古老的花卉品种，早在战国时期，就作为草药被载入医典。在魏晋之前，菊花以实用功能为主。之后，菊花慢慢进入了文人的视野，菊事活动成为文人群体寄托理想、表达感情的重要载体。由此，菊花的实用性被逐渐剥落，转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审美意象。
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便是文人的书写赋予了菊花人格。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陶渊明。
陶渊明的诗句文章，使得原本实用性突出的菊花完全人格化了。他曾写“酒能去百虑，制菊为颓龄。如何蓬蒿士，空视时运轻。”将菊花比为隐士；他曾写“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真秀资，卓为霜下杰。”以菊花卓尔不群的英姿，比附岁寒之操；在他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菊”已经成为陶渊明的人格具现，成为高洁品格的象征。
陶渊明爱菊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常常被引用的典故。唐代李商隐《菊花》一诗，就曾引陶渊明爱菊之典故：“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陶渊明因曾任彭泽令，故名陶令。
宋代李清照在《咏白菊》词中，也有“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的句子，用屈原和陶渊明的孤傲高洁品性与白菊相宜，表达对两位先贤之崇敬。
清代曹雪芹《咏菊》一诗，更点出“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认为自从陶渊明写了咏菊的诗文以后，秋菊的高尚品格一直被人所称道。
可以说，陶渊明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已与菊花融为一体，成为流传千古的高尚品质。那么陶渊明是怎样一个人？
陶渊明，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生于公元365年（晋哀帝兴宁三年）。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不但武功显赫，且政绩卓著，在他的治下，整个地区秩序井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此外，陶侃在经济上也富甲一方，“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
陶侃死后，子孙或因罪被诛，或互相残杀而亡，家势一落千丈。陶渊明的祖父、父亲虽做过太守，但由于不是嫡系后代，不能承爵，家境也无法与之前相提并论。陶渊明的父亲很早离世，陶渊明一直过着较为落魄的生活——这便是陶渊明的家世。
虽未享受先人遗泽，但陶渊明并不在意。在提到曾祖陶侃时，他评价道：“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他并不在意陶侃显耀的功名与财富，而更看重功遂辞归，这便可见陶渊明不同俗流的志趣了。
东晋一代，多有武人作乱，但总算还能保持大体上的安定。到了陶渊明出生的年代，世局愈加动荡，各地拥兵将帅，互相征伐，政界更是浑浊不堪。受时世丧乱的影响，两汉的经学进一步破裂，魏晋便发生了谈玄的风气。老庄与佛教学说日盛，给予陶渊明更多的思想选择——这便是陶渊明的时代。
为赡养母亲，补贴家用，陶渊明便想当官赚取俸禄。初为州祭酒，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而归，种田谋食，还因过度劳累而患病。
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劝说：“贤能的人遇到乱世便隐居不出，遇到盛世便应挺身向前，为天下尽一份心力。如今正是明主当道、天下太平的好时候，你又何苦为难自己呢？”陶渊明委婉答道：“我又哪里算得上贤人呢？”檀道济为他留下米粮与肉食，陶渊明也固辞不受。
之后，在亲朋的帮助下，陶渊明再度出仕，为彭泽令。此职位虽俸禄微薄，但尚能糊口，陶渊明也适应了角色，他常说：“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在当时，逢年底便有督邮巡检，要求当地官员必须整齐衣冠，紧衣束带才能拜见。也许是郁郁不得志的怨气长期累积，也许是长存于骨子深处的一点性灵不堪折辱，所有的不满在这一刻完全爆发，陶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解官后，他写下了千古名篇《归去来兮辞》，从此过上了田园隐居生活。
其实，出仕与否，实在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品质，并不是身为隐士就高洁，入朝为官便污浊。陶渊明之魅力，与他听心而动的特质有着紧密的关系。入仕赚取俸禄是“真”，解官不做是“真”，“田园将芜胡不归”也是“真”。陶渊明脱离樊笼，复返自然的“真意”也许是大部分人缺少，也是最值得人们欣赏之处。
由此，陶渊明的“真”内化成为菊花的精神内涵，菊花成为了中国文人眼中高洁的象征，不断有人吟咏，从而构建起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支——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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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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