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重华游兮瑶之圃—访《辛丑年》邮票创作者姚钟华先生

对姚钟华先生的采访是从先生的名字谈起的。先生幽默地谈起他自己的名字，说很多人给他改名叫 “忠华”“中华”“鐘华”“宗华”，不一而足，很有意思。姚先生自己在介绍鍾字的时候，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 “鍾山风雨起苍黄”，他说：“屈原《九歌》里有 ‘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的诗句，重华就是舜，相传舜的后代姓姚，我的外公给 ‘重’ 字加了一个金字边，就成了‘鍾华’。”先生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自然而轻松，不过记者猜想他老人家一定很自豪，因为他从十几岁考入中央美院附中起，似乎就与神仙为伴，游瑶池而舞。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在艺术和美的世界中盘桓、徜徉了六七十年，而最终不仅发现了美，还用自己的画笔向世人传达了他心中的美，传达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对美的追求，实现了美美与共的人生理想。

姚先生看到记者送给他的《集邮博览》杂志，不等记者发问，便善解人意地谈起了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个集邮故事。1952年，姚先生的父亲搬了一次家，新换的房子需要简单地见见白、油油漆，于是全家住进了与北京没有丝毫关系的昆明 “北京饭店”。在饭店中意外地遇到很多外国的传教士，很奇怪，云南已经解放，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传教士？姚先生分析，他们集中于此，应该是在等待返回各自的国家。其中一个身材不高、带着金丝眼镜、留着花白胡子、身穿黑色教袍的和善老者，进入了当时还是孩子的姚先生的眼中。他灵机一动，对邮票的狂热爱好促使他做出了一个略为冒失的举动，他知道外国集邮爱好者很多，便忐忑地问：“您有邮票吗？” 那位好心的老者微笑着连说：“有、有！” 说着便当即拿出了一个铁盒子，里边是满满的一盒子花花绿绿的邮票。讲到这里，姚先生模仿起外国人的腔调，回忆着说：“都送给你。” 这下子轮到姚先生尴尬了，他说：“我只要两张就够了。” 老者回答说：“你不要，我就把它们都扔茅厕了。” 这可是姚先生当时的一笔 “意外之财” 啊！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那些邮票和铁盒子。记者想姚先生保留的不仅仅是那些邮票，更多地是保留了一份善良和宽厚。

在姚先生那一代人的集邮生活里，很多人会有共同的痛。一块六毛钱的《广播体操》邮票让孩子们体会到了囊中羞涩的无奈和舍得之间的价值取向；一枚晋察冀边区邮政发行的“抗战胜利纪念” 邮票，只因上面画有国民党党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一家人的安全，也只能悄悄地销毁掉，这让姚先生留下了至今难以化解的痛。

少年往事大多会成为一生的营养。姚先生195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一头扎进了美术世界，集邮的爱好便渐渐淡出了他的生活。一晃到了 1982 年，姚先生在中央美院授课，遇到了当年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任宇，那时任先生已任职邮票印制局。1984年的一天，老同学之间谈到了1985年《乙丑年》邮票的设计问题，大家都在美术界，难免彼此关注，任先生曾多次见到姚先生所画之牛，有着深刻的印象。当牛年生肖邮票摆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任先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学长姚钟华，姚先生实实在在地对她讲：“中国画牛的大家很多啊，吴作人画牦牛，还有李可染画水牛。” 任先生说，这些都不太符合生肖这个系列邮票的要求，这个邮票系列装饰画的风格极强，几位大师都是水墨，很难融合。

姚钟华《晨牧》（水墨）1993年

《乙丑年》邮票的成功和轰动，超出了姚先生自己的想象，群众来信没完没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与邮票、与牛都紧密相连，这大概就是少年时那份邮缘所结下的果子了。

谈到这里，记者提出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问题，姚先生又是怎样与牛结缘的呢？姚先生似乎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于是娓娓道来。1957年夏天，还在北京读书的姚先生放暑假回老家，那个时代从北京到云南要走八九天，中途要换乘好几次，又是火车又是汽车，还有云南的小火车。一次他和同学到石林去玩，住在一个小招待所里，负责人是一位姓金的撒尼老人，十分热情，拉着这个小伙子去圭山看火把节，姚先生很高兴。在崎岖的大山沟里走了很久，转过一个山洼，眼前豁然开朗。无论姚先生有什么样的想象能力，他也无法想出一个如此震撼的场景：人山人海，载歌载舞，歌声如潮，呼声震天，人人都是盛装打扮，争鲜斗艳。有摔跤的、有跳舞的、有斗牛的，场面十分壮观，一瞬间就把他的心抓住了。特别是坝子中间，最主要位置的斗牛比赛，惊心动魄，一波三折，两头牛之间的搏斗，犹如猛兽。平时勤勤恳恳老黄牛，俯首甘为孺子牛，在这里全然不见，有的是一来一往不顾一切的冲撞，是牛蹄在红土地上奋力蹬踏的烟土，如血如火，那个瞬间既是猛兽之间的搏拼，更是力与力之间的较量。从那个时刻起，牛，特别是充满阳刚之气、不屈不挠、永不服输的牛就成了姚先生精神世界中一个永远也不会被抹掉的记忆。

姚钟华《撒尼人的节日》（油画）1964-1981年中央美术学院藏

姚先生画牛的故事有很多，他的作品《斗牛会》深得导师董希文的赞扬。在搞毕业创作时，他好好地下了一番功夫，专门回到圭山写生。姚先生说，那时少数民族的节日是真正为自己过的，我们汉人在里面寥若星辰，那是人家自己的狂欢，因此场景真实而生动。不像现在，商业味那么浓，很多是为了搞旅游、促经济而表演给人看的，里面缺少了真实与朴素。在反复琢磨和创作后，姚先生拿出了一个初稿，很多人叫好。但也有人说：“赫鲁晓夫指责中国人好斗，你画的牛也在斗，这不是与帝修反一唱一和吗？” 这样一顶 “大帽子”，年轻的学子是无法戴得起的，姚先生把当年的写生素材及草图保存了起来，直到1981年按原稿画成了大油画——《撒尼人的节日》。此画1982年参加了巴黎 “春季沙龙” 的中国艺术大展，现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姚先生说：“我画牛，也画风景和人物，但是大家习惯给画家帖标签，比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等等，我也被贴上了画牛的标签。这是百姓识别画家的一种习惯，但并不全面。画第一轮生肖邮票的黄永玉先生、周令钊先生、韩美林先生都画了，今年要画《辛丑牛》，于是邮票发行部门找到了我，我完成了两版邮票的设计。一套邮票的诞生是一个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从作画、设计、编辑、雕刻制版到印刷，大家都付出了心血。”

谈到《辛丑年》邮票，记者问，牛身上斑斓的色块和强烈的线条，独具姚氏之风，这种风格看着似曾相识，却又不知典出何处。对于记者的困惑，姚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自自然然地说出了一个金句：“我最怕画成动物标本。” 他说，把牛画得很像，让人家说这是荷兰牛、北方老黄牛还是南方的瘤牛，这不是画家该干的事。画家要做的，是抓住不同牛的特点，借牛来表现时代的精神。中国有三大牛种：黄牛、水牛、牦牛，牦牛的分布十分广阔，这次画邮票时，有关领导要求以更具普遍性的黄牛为对象。姚先生若有所思地想了想，接着说：“也许以后，不受两枚邮票限制的话，也可以画画水牛和牦牛。”

记者正在琢磨先生的话，姚先生话锋一转： “至于你们提到的色彩问题，主要有两个因素。你们看中国民间美术中，比如年画、民间玩具、剪纸，等等，色彩都很丰富，猪啊、狗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另外，在中国战国、秦汉时代有一种工艺叫错金银，在青铜器上镶嵌进宝石、金银等装饰材料，五彩斑斓，非常漂亮，色彩也异常丰富。在《辛丑年》上，我既没有画宝石，也没有画花儿，但画了不同形状的色块，手法上有装饰性和表现性的特点。”

姚钟华《赶牛的彝族老汉》（布面油画）2014年

姚先生边说边拿出了一大摞画稿，都是各种形态、各种色彩的牛图，令我们异常兴奋，每头牛都是彩色的，都是倔强的，都是呼之欲出的。欣赏原稿与欣赏邮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邮票是缩微艺术，而看到姚先生的原画时，记者感到，那棱角分明、奔放自由的笔触，无拘无束、收放有度的结构，跃然纸上，把一头头立体的牛呈现在了观者面前。记者问道：“这些画，怎么有点西方现代派的感觉啊？” 姚先生说：“我的画是借鉴了一些西方的东西，比如强调几何结构、形体的表现力等。而且我认为用线条来表现肌肉的力度和动感，再配上‘错金银’，会更具新意，我这样画也就与‘动物标本’拉开距离了。”

一个中国油画界响当当的画家，一个用生命去感受美的艺术家，一个融会东西、学贯古今的文化学者，一个既有人文气息又沉浸于乡土的长者，其谦虚而诚恳的态度令记者肃然起敬。姚先生在北京的家十分朴素，记者环视了一下，在一幅姚老自创的水墨画前为先生拍照留念，先生端坐于藤椅中，慈祥和蔼的目光中难掩一颗仍然年轻的心。下一轮生肖邮票，有缘再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