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有个被广泛争论的著名“坏孩子理论”。即有头脑的孩子知道什么时候踢姐姐对他有利，什么时候这样做对他不利。同样的问题也在我们的基金经理里中出现，聪明的“坏孩子”会知道什么时候重做内幕股时可以快速提升净值，什么时候再不收手就会被监管层忍无可忍监管一下。
加里·贝克尔认为，犯罪也是一项核算成本收益的经济活动，而打击犯罪也需要核算成本与收益。如果照此理论或许可以解释目前的市场状况，在股市接连创造神话前，“犯罪”的成本要远小于收益，所以有些基金经理敢采用冒险的投资策略；而当监管层发生态度转变后，犯罪的成本与收益就要发生变化，聪明的“坏小孩”们就会选择重回优质重仓股的价值投资策略。
圈内有公认的聪明“坏小孩”，当不久前“坏小孩”也在电视上公开表示要在二季度改变投资策略后，相信炒作内幕股的成本和收益也正在发生变化。而对于监管层而言，也是发现监管的收益对中国股市的和谐发展已远大于监管成本的时候了。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当对市场或大众进行预测时，重要的不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许多人的行为。当市场中非理性资金是大多数时，就会出现新股民远比基金经理们赚得多的现象。还好证券市场是个高效的市场，理性资金正在迎来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光景。大白马股的超预期季报正在成为基金重新找到的突破口，而低估值的股票因为风险边际的原因再被挖掘。一季度是投资好股票可以忽略大盘涨幅，因为你根本不赚钱。那么二季度会不会成为投资好股票可以忽略大盘震荡？这问题需要时间回答。目前让基金经理们测不准的是，题材股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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