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曾选修过一学期经济史的课程，所以先来“掉书袋”一番。所谓“搭便车”（freeride），不是美国电影里常见的场景（好像王家卫执导的美国电影《蓝莓之夜》就有，但我还没看，不过蓝莓果酱涂面包很好吃），而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提出，指由于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它性，即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所以就有人会只获得利益而逃避付费。
经济学的解释太过玄远，说点现实的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前阵子有本书，《明朝那些事儿》非常流行，我去年还针对这类史学类图书的流行，在《华商晨报》发表过访谈。我最近去书店，看到有《唐朝那些事儿》、《宋朝那些事儿》，封面设计和《明朝那些事儿》非常类似，就是故意要让读者误认为是同一作者出版的系列图书，好利用畅销书的名气来带动销量。这就是一种搭便车。
不过，我今天（8月17日）看到的一个搭便车，实在是太牛了！我真的是被雷到了。
我今天下午到广州的一家书店去买书，路过一个西瓜摊，竟然看到这样的几行字：
总书记指定奥运中国健儿专用西瓜：
宁夏石头瓜
高营养·美容·防癌
抢鲜购买
上星期报社开会，让广告部注意，如果不是奥运指定赞助商，就不能出现“××公司祝贺北京2008奥运圆满成功”之类的广告语。因为“北京2008”、“奥运”这些词汇，都是只能奥运指定赞助商使用。这就是防止搭便车——没有付给奥组委高额广告费，却用奥运做广告。不过聪明的广告商自然有对策，可以换用“祝中国健儿”如何如何、“中国加油”之类的用语，仍然搭上奥运的便车。
不过这个“总书记指定奥运中国健儿专用西瓜”，显然没有因为奥运搭便车而热卖，反而更像恶搞。西瓜还能美容、防癌？真是越吹越离谱。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购买。从经济学上说，这种搭便车完全是“负外部性”。我当时没有带我的专业相机，只好拿出手机拍了几张，所幸还比较清晰。
我最近很累，一是各方面的压力很大，言说的空间越来越狭窄；二是我做错了事，引起我的偶像震怒，骂了我一顿，让我情绪低落。今天难得遇到这么一件搞笑的事，便拿来说说，苦中作乐吧。
我下午去书店，是为了买8月号的《读书》杂志，因为这期《读书》上有我名字。倒不是上面有我名字有多稀奇，我只是想买一本留做纪念。几周前就有媒体朋友说8月号的《读书》杂志上，杨早的文章中引用了我在四川震区时写的采访手记，但《读书》没有网络版，我一直没看到。
《读书》杂志自从由自命为新左派领袖的汪晖主编后，成为新左派的机关刊物，成天发表一些不知所云的文章，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啦、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不仅思想极端腐朽，而且文字极差，枯燥乏味，完全看不下去。动辄谈胡塞尔、哈贝玛斯，其实我读胡塞尔时，这些人都还没接触胡塞尔吧，而哈贝玛斯，我是和他见过面的，哈贝玛斯的讲演稿，还被我收入自己主编的《复旦大讲堂》第一辑。
大概十年前，我还是一个青春期少年时，特别喜欢看《读书》杂志，舒芜、张中行诸老先生的文章，思想深刻，语言浅白，读之如行云流水。这些都是名作。舒芜《不仅是封建的账》指出歧视女性的思想和所谓封建社会毫无关系，而是男权社会普遍存在的状况（这篇文章是我后来一系列女权研究论文的重要思想来源），张中行《读<汉书·苏武传>》批评苏武的愚忠，质问为什么非要去爱这样的国（汉武帝的专制暴戾政权）呢？韩寒在抵制家乐福事件中曾发表文章谈爱国主义，不过他完全是自发产生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我则是受了张中行等人文章的影响才彻悟。看来我终究比韩寒差了一截。
最近《读书》换了总编，汪晖终于去职。我在书店里找到了《读书》杂志，杨早的文章题为《媒体报道与公众心理》，引用我发表在上海《东方早报》的《面对巨灾，记者何为》一文，并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杨早是北京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研究现当代文学见长。
杨早引用的那段文字，是我谈媒体职业操守的，即面对这场“国难”，记者能给受害者带来什么实际帮助呢？记者的涌入是否是从灾民口中夺食？其实我这篇手机的文眼是在最后一段，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在国难当头时刻，要有所担当，我又怎能临阵脱逃呢？我想起在四川时有一回在露天睡觉，我蜷缩着身子，肚子很饿却没东西吃，第二天一早还迷迷糊糊没入睡就被吵醒，浑身上下都疼痛。
我会对我的所有言行负责，这同时意味着我对我犯的错误负责，只希望上苍能给我改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