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体重到底多少
令男人看后喷血晕倒的性感女郎杨贵妃（塑像 ）
上回书说到，由于孔二小姐的横行霸道，导致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家人未能登上最后一架营救飞机而流落港岛。就在国内群起激愤，四处声讨“飞狗院长”孔祥熙及其孔婆姨与子女之时，陈寅恪与家人已顾不得“国法”与“公理”何在的是非之争了。他需要尽快设法找到一条逃亡之路。但此时，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三位一体，所有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等一切全部断绝。香港大库的存粮全部被日军封存，以供军需。伴随而来的是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粮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着满地的垃圾和在寒风中窜动飘舞的疲旧报纸。昔日港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刹时笼罩在一片萧条破败之中，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无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
夜幕沉沉中，突然传来对面楼上爆出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厮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花姑娘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唏哩咔嚓”把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之苦痛。
春节过后，有位自称陈寅恪旧日的学生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寅恪筹建文化学院。陈氏愤而辞却对方，意识到自己有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的危险，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冒死逃离港岛。于是，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秘密筹划，终于在1942年5月5日突出重围，携家登船离开了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即湛江）返内地，一路艰苦跋涉，终于同年6月抵达桂林。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乃弟尚活在人间，并摆脱了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在《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 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称赞与嘉赏。
1943年11月底，陈寅恪携家离开桂林到达重庆，旋受流亡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之聘出任历史学教授。在成都燕大受课的日子里，由于住居条件糟糕，生活贫苦，致其仅剩且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以致当学生的考试卷阅毕，要把分数登记在成绩表上，因表格较小，印刷质量又极度糟糕而无法看清。为免登记错格，只得叫女儿流求协助完成。从陈流求的回忆中看到，陈寅恪仍然每学期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准时夹着他的布包袱走出家门，步入教室。
抗战时期，北平燕京大学南迁成都，租借华西大学校舍继续开课。
据燕大历史系学生石泉与李涵回忆，陈寅恪所开的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两门。自1944年秋季始，又继续开设“唐史”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两门大课。由于陈寅恪讲课内容精辟，极富启发性，前来听讲者不仅是校内学生，整个华西坝其他几所大学的教授都云集而来旁听，因而关于陈寅恪乃“教授之教授”的声名继清华之后，又在成都高校广为流传开来。另据时在燕大历史系读书的雍国泰回忆：“先生讲的内容是唐史，他声音细微，语音不清之处，或者一些中心词，都由讲师板书在黑板上。唐史的主要内容是说唐王朝是中国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无论政治制度还是文化、风俗，都是经过融合后的‘大杂烩’。李氏家族虽为汉人，但受胡化影响很深，因其体内就有胡人的血统，如李世民先辈李虎之妻独孤氏，李渊之妻窦氏，包括李世民本人之妻长孙氏，均为胡人。不过出于统治需要，李世民自己绝不承认。有个叫法林的和尚，当面说太宗不是汉人，李世民大发雷霆，意欲杀之。从风俗来看，唐代也显受胡俗浸染，胡人本来有‘兄死妻其嫂、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玄武门事变’后，世民即纳其弟齐王元吉之妇为妃，太宗死后，高宗公开纳太宗才人武后为妃；最为突出的是玄宗夺媳。这是胡俗，当时并不以为耻。杨国忠在岭南做官几年未回家，其妻与人通奸产子，国忠回来后，说是‘梦交’得子，还大宴宾客。总之，‘男女大防’在唐代是被冲毁了很大一个缺口，男女之间自由恋爱之风颇浓，非常开放。”又说：“先生上课，我们从不发问，有天下课后，一位同学好奇地问道：‘杨贵妃体形肥胖，究竟体重若干？’先生顺口回答：‘135磅。’（约合61.5公斤）。先生此说，想来必有所本，只是不知这些资料他又是从哪里得来。”或许，这便是陈寅恪学问如渊似海，一般人不能望之项背的又一个例证吧。
陈寅恪尝言：“在历史中求史识”以及求“历史的教训”等等，因而所传之道、所授之业，大多还是一些深奥的“史识”和“教训”。据当时在燕大历史系任讲师的王钟翰说： “陈先生初开魏晋南北朝史，继开唐史，一时慕名前来听讲者，不乏百数十人，讲堂座无虚席，侍立门窗两旁，几无容足之地。记得先生开讲曹魏之所以兴起与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渊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兴，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每一讲有一讲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先生讲课，稍带长沙口音，声调低微，每令人不易听懂。而听讲内容，既专且深，我亦不甚了了，自然更难为一般大学生所接受。两课能坚持听讲到底者，不过二十人，其中大多数今已成为在文史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了。”
学术大师 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十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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