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锦荣诉脑科医院案3年一直处于审理状态
家庭危机
何锦荣曾经有过一个恋人。他们感情很好,但是她的家庭传统,觉得何锦荣赚钱的手段不够体面。最终,在他和一个香港人之间,女孩选择了香港人。这给了何锦荣很大的打击。
“女人都是虚荣的,”何锦荣说,“男人挣钱无非就是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
在失恋的日子里,何锦荣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她比他小6岁,对他格外照顾并且专一。她的家里恰巧能提供做服装生意的场地,于是何锦荣务实地和她谈起恋爱来。
共同创业的日子,是何锦荣夫妇最幸福的时光。虽然不时在小事上会有争吵,但他们一起做生意,一起赚钱,在旁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他们曾经遍游欧美。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他们在自由女神像、巴黎圣母院、尼亚加拉大瀑布前的快乐时光。1985年,他们在中国大酒店举行了奢华的婚礼。同年冬天,他们有了儿子。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让广东成为淘金者的天堂,更让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人们纷纷下海经商,“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财富变成衡量一切的标志。
时代大潮似乎也波及到了何锦荣的婚姻。随着生意越做越好,何锦荣发现,身边的女孩也越来越多。他并不吝于逢场作戏或者一掷千金。在他看来,这无涉道德,不过是财富使人自然而然地转变。
“生意场上的人,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何锦荣说。
他和朋友出入欢场,也去澳门豪赌。一次从赌场出来,一个朋友告诉何锦荣,他即将被妻子扫地出门,因为他们离了婚,而房子写在妻子的名下。这让何锦荣心头一震,他恍然感到“危险”原来无处不在。
“我必须牢牢掌握经济大权,”何锦荣说,“这样凡事才有主动性。”
如今,何锦荣承认,他对妻子的管束不无出于保护财产的目的。一次,他在东亚酒店大堂看到一个男子把手搭在妻子肩上。
“我奔过去就给了那个男人一拳,把他的牙都打掉了,”何锦荣说,“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蹦出的都是‘出卖’、‘背叛’这样的词。”
此后,何锦荣开始限制他妻子和异性的交往,不时检查她的手袋和衣服。
“不为别的,”何锦荣说,“我担心她会被别的男人利用,谋我的财产。”
何锦荣的事业依旧蒸蒸日上,可他的夫妻关系却渐渐变得紧张。他们总为一点小事就摩擦出火药味。一次又一次,他们从日常琐事上把问题扯开扯远,最后以何锦荣的暴力镇压为结束。
1990年,他妻子向法院提出离婚。根据当年的诉讼状,她认为何锦荣多疑、暴躁、易怒,动辄对她拳打脚踢,并对她进行经济封锁。她在诉讼状上说,何锦荣对自己的行为也表示过忏悔,但之后仍然一意孤行。
那一年,儿子5岁,他们最终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因为孩子而妥协。
可他们的婚姻却变得有些微妙。
一天,何锦荣在她的梳妆台里发现了一摞照片,那是陈雇用私人侦探,把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拍了下来。他继续翻检,发现了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御夫术”广告。那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项目,教妻子如何把丈夫管得服服帖帖。
“我警告了她,”何锦荣说,“我告诉她不要搞小动作。”
但为了息事宁人,何锦荣把一家冷冻行分给了妻子打理。
一度,何锦荣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儿子念的都是最好的贵族学校。初中毕业,何锦荣把他送到英国,进入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
“一年预科,三年高中,四年下来费用超过两百万,”何锦荣说。但就在2005年,他收到学校来信,告诉他儿子在学校已经旷课半年。
那晚,何锦荣和妻子芳心平气和地谈到了儿子的前途。何锦荣决定让儿子回国,但是陈燕芳坚决反对。在电话里,何锦荣告诉儿子,现在找钱越来越难,他供不起他在英国这样挥霍了。
对此,儿子显得有些不屑一顾:“你对侄子可比对我好多了。”“那是因为他们比你有出息,”何锦荣回答。
在被送进精神病院9天前,儿子回国了。何锦荣开车去机场接他。一路上,儿子不时抱怨父亲把房子挂在他哥哥名下,对侄子比对他更好。他要求何锦荣给他买车,但遭到了拒绝。
当儿子最终问出那句“财产怎样分配?”时,何锦荣强压住怒火说:“是你的终归会是你的。”
报复
据他妻子管理的冷冻行的员工马文回忆,在何锦荣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前一天,夫妻二人因为财产和儿子留学的事情曾发生争执。就在冷冻行的档口,何锦荣突然掐着他妻子的腰,把她举起来咆哮:“你信不信我把你丢下楼去?”
第二天晚上,一家三口在外面吃饭。饭桌上的气氛滞重而沉闷。没等饭吃完,儿子就撂下筷子走了。何锦荣和妻子铁青着脸,开车回和平西路的家。
当她拿出钥匙准备开门时,何锦荣突然从后面卡住了她的脖子,抓住她的头发,往铁门上撞去。撞门声甚至惊动了隔壁的邻居。
“他疯了,他想杀了我!”她说。
半小时后,神色慌张的她出现在华林街派出所,儿子也赶了过来。他们向警察陈述了何锦荣的暴力行为。
“这是你们夫妻的事,我们不管,”警察说。
“他疯了,他想置我于死地!”
“如果你觉得他疯了,可以带他去精神病院,”警察说,“我们管不了。”
现在,无法断定是不是警察的这句话提醒了他妻子。当晚,她和他们的儿子来到脑科医院,办理了入院手续。她告诉医生,何锦荣已经有20多年的精神病史,比一只发怒的狮子还危险。
“到后来,我已经不敢再说妻子陷害我,”何锦荣说,“如果我坚持我的观点,医生就会怀疑我有病。”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单调而无奈。每天早上,何锦荣喝完稀粥,坐在床上看报纸。中午吃过饭和一个病友打一会儿乒乓球。晚上,那个离婚的护士会过来和他聊天。何锦荣说,他管她叫姐姐,因为怕她有非分之想。
就在何锦荣感到麻木的那天,医院通知他可以出院转为门诊治疗了。为了征得第一监护人的同意,医院给他妻子发出三封律师信,但均未得到回复。不过在何锦荣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医院还是同意让何锦荣出院。
出院那天,妻子和儿子没来接他。当城市的喧嚣再次如潮水般涌向何锦荣耳际时,他流下了泪水。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等何锦荣回到家,他发现门锁已经换了。他给陈燕芳和儿子打电话,空洞的忙音仿佛一把把利刃扎在他耳朵上。
第二天,何锦荣找人把家门撬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副洗劫一空的景象:家具、首饰、西装、提包甚至几十对皮鞋都不见了。这时,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说他妻子已经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家产。
何锦荣感到怒火中烧,他决定对她进行报复。他申请了财产诉讼保全,这样,公司的股权和房产在诉讼期间就不会被转移。接着他注销了冷冻行的营业执照,然后以虐待罪把妻子告上了法庭。
“我要惩罚她,”何锦荣说,“用法律的手段。”
然而,审判结果却令何锦荣大失所望。“我败诉了,”何锦荣说,“法院认定她送我去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就医行为。”
一度,这令何锦荣感到难以理解。一个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强行治疗一个月,这难道算是正常的就医行为吗?他百思不得其解,到最后甚至对自己的精神状况也产生了怀疑。为此,他甚至跑到重庆精神病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再次燃起了何锦荣心中复仇的火焰。很快,他以侵害名誉权为由,把广州市脑科医院送上法庭,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万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锦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他因此结识了很多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他们都在看着我,”何锦荣目光炯炯地说。
时过境迁
如今,3年多过去了,何锦荣诉脑科医院一案仍然处于审理状态,这令何锦荣始料未及。
“法院在用拖延时间的办法暗示我们撤诉,”何锦荣愤愤地说。他认为,“他们不想开启精神病院败诉的先河,因为这样一来,一波起诉精神病院的浪潮在所难免。”
现在,除了法院偶尔打来电话,何锦荣已经很少再去想这个案子。他甚至对她也不再怨恨,现在,她的身份已经成了他的前妻。20多年的婚姻在财富面前化为一摊泡影,留下的不过是几张泛黄的照片。
只是对儿子,何锦荣还感到心痛。出事之后的两年里,他给儿子打了无数次电话,那个尽职尽责的“小秘书”也不厌其烦地接待了他无数次。他写了几十封电子邮件,皆如石沉大海。
后来,何锦荣调出了儿子的手机通话记录,给联系最多的一个号码打了过去——那是儿子的女朋友。他约她出来吃饭,让她转告儿子,他可以不计前嫌。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他的父亲。”
不久,何锦荣打听到儿子去了美院学习国画。他托人找到那个老师,想让他帮忙安排一次会面,但儿子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课堂上。
不过何锦荣始终相信一条听起来有些残酷的逻辑:儿子最终会来找他,“当他需要钱的时候”。
终于,2008年3月的一个下午,儿子来到了何锦荣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朴素了很多,仿佛从豪华的外壳中分娩了出来,完全没有了以前富家子的神气。他说,他现在跟着母亲做一些冷冻行的生意,每月只有不到1万块钱的收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他们坐在摆着功夫茶的圆桌前谈了一下午,如同两个精明的商人,谈论生意上的往来。何锦荣说,他最终答应把二沙岛的房产过户给儿子。
那晚,儿子急着要回去,他们没有一起吃饭。看着儿子匆匆离去的背影,何锦荣突然问道:“你那时为什么和你母亲一起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儿子沉默了片刻,苦笑了一声:“当时你不给我经济上的承诺,我不能再背叛我妈了。”
时过境迁,何锦荣说自己已经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他停下了其他生意,只保留一家储运公司,维持日常开销。他想找个信赖的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现在,何锦荣的未婚妻是他公司的会计林靖(化名)。1995年,林靖就来到何锦荣的公司。那时候他们很少讲话,直到出事后,聊天的次数才渐渐多起来。何锦荣发现,他和林靖是同一天生日,她也离了婚,女儿跟丈夫去了大洋彼岸。
林靖长得并不漂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问何锦荣为什么选择林靖,他都笑而不答。如今,时过境迁,当我们再次问起这个问题,何锦荣终于不再讳言。
“在我出事的时候,是她替我管好了钱,没被前妻拿走,”何锦荣说,“我相信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