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活动开始前，采访小组在东京街头拍摄花絮报道的时候，我已经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过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我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今天看来，白色的西服实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着装，只因为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蓝、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因此，日本人才会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
我至今仍然认为，从服装的价值和产生的作用来看，那是有史以来发挥过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寻找一双能与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伤透了脑筋。
在1978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我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虽然鞋跟仅高一寸不到，皮子质量又不好，没两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谢天谢地，总算能对付着出远门了。
在短短的访日行程中，“文革”十年来的“极左”思潮在行政领导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想起来仍使我痛心。
有一天，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接着就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用中国话说，在北京的时候，她曾见过我。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从中国移居日本刚刚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们。当她从NHK的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高兴极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车赶到东京来看望我。她们已经到达了新大谷饭店，正在大堂里等着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诉她，我得向领队打下招呼。不料，领队听了我的报告以后竟然决定：“不许见！”虽然我与那位女孩子并不认识，但觉得这样做影响太坏，便要求允许请她上来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领队仍毅然决然地说：“不许见！”我十分气愤，于是，又去找副领队请示。我说，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做法会给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副领队是后来当了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他是个性情中人，但除了对我表示同情以外，对领队已做出的决定，也无可奈何。
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同院医务室的小护士来问我，为什么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找上门来都不见？原来，那女孩过去也在医务室做护士，她从日本来信说，那天她兴冲冲而来，却是哭着和姐姐离开新大谷饭店的。
20个年头过去了，当我也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当我也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孩子哭着离开新大谷饭店时的心情，对当年那位领队的决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手中有了权力就没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个样子？
这类令人困惑的事情，在访日期间曾多次发生。
早年因公出国的人员，并没有随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国门的两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国家规定领取有限数额的置装费，制作两套出国服装，回国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用30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购买下来。男士大都订做中山装和西服各一套，一般都会把置装经费主要用在中山装上。当时中国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见，所以男士回国后上交的都是西服。为了回国后的实用，女士们很少定制裙装的，一般都是长裤打扮，很少考虑国际场合的惯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说，他喜欢中国的中山装，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换小曾的中山装。“怎么办呢？”小曾问我。
我觉得这是友好的表示，并无恶意，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如果予以拒绝，会伤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于不许接待大老远来访的日本女孩的经验，我对小曾说，回国以后，这套衣服就归他所有了，他有权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庄则栋的“乒乓外交”不也没请示就干了吗？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讲。再说，反正没两天就回国了，这几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过去。我还说，从中日友好的大局说，就算把中山装送给那位日本朋友也无妨，从个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装值钱得多，小曾也不吃亏。
小曾仍然心有余悸，他最终也没敢接受我“无组织无纪律”的建议。为了“不犯错误”，小曾向领队汇报以后，非常沮丧地告诉我，领队说，不许换！从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个“家伙”了。
有一天，当我们从旅馆步行去NHK工作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男一女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俩是台湾来日本的留学生，这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对我们的报道。在异国的土地上听到中国话，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亲切，特别是在两岸中国人还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对来自台湾的同胞，更应该礼貌待之。但是，那位领队却在一旁极不耐烦又毫不掩饰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们讲话。”弄得那两位台湾同胞十分尴尬。他毫无礼貌的举止真让我不好意思。
在NHK，每天演播之前，编剪新闻的时候，我都有一段空余时间，有了一次向日本化妆师学习的机会。
日本妇女的化妆，清淡素雅，很适合电视演播。她们还喜欢把头发高高梳起，露出光光的前额，不似中国妇女喜欢有些“刘海儿”。按照日本化妆师的审美观，她们在给我化妆的时候，都会把我的头发梳得很高，露出我宽宽的前额。虽然这别有韵味，但我的演播对象是中国观众，我不能以一个日本妇女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每次，日本化妆师给我化完妆以后，虽然我觉得头发太高了，但我一定诚心诚意地千谢万谢。我知道，改变发式并不困难，只需把头发弄矮一些，再拨拉下几根“刘海儿”便是，而且，要在临上阵前的最后时刻去洗手间修改。太早了，敬业的日本化妆师再有修妆时间的话，又会照她的标准处理了。
第一天卫星传送的时候，我化完妆回到演播室，一下就吸引了日本同行和各报刊杂志记者的注意。但是，领队一见到我的头发，便立刻露出不快：“太高了！太高了！”边指责还边伸手把我的头发往下压。他的举动令在场的人们十分惊讶：对日本化妆师的劳动毫不尊重不说，这种在女性同事头上的作为也实在无礼。我感觉到周围日本人诧异的目光，为了制止他这种当着外人的无礼举动，我不露声色地悄声对他说：“我懂，我知道该怎么办。你别碰我的头发！人家都看着你呢。”但他根本不予理睬，还继续用手压我的头发，气得我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
邓小平一行离开日本回北京了。采访小组把专机升空远去的镜头传送回去以后，第二天，也登上飞机回国了。当大家刚刚坐定，只见领队脸上绽出了多日来少有的灿烂笑容，只听得他长叹一声：“啊，好啦，都回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多日来毫无水平的言行竟缘于担心采访小组人员的“叛逃”！
回到北京，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出门，心情非常沉重。好一阵子我不想说话只想哭，为我多灾多难的国家，为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也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