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选支委的“不利之处”也很快显现出来。春节前夕，乡上有一次困难补助，在往乡上报困难户名单时，高利认为赵小林条件符合，于是应赵小林之请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高利说：“我这样做，一是因为赵小林确实困难，另一个原因是我当时能感觉到他心情不好，希望能够借这次困难补助让他感受一点温暖、一点关爱。”但可惜的是，另一位领导以“赵小林是干部”为由把他刷了下来。

　　2月10日，刘光辉正在浇地，他蹲在田头唏嘘不已。浇地用的部分水管还是他2月6日从赵小林家借来的，现在，他都不知道用完之后还给谁去。“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奇怪，从去年9月我回家后，他每隔两三天就到我家来一趟，有时候甚至一天跑两三趟，谈话兴致很高。最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更是把他家族的那些事，父母之间，兄弟之间，统统和我说了一遍，他哥如何，弟弟如何，父母如何。这件事透着古怪，我们交往这么多年，此前他根本不谈家里的事，这一次，该说的，不该说的，他都说了。好像是给我留了个遗言似的。”

　　“如果真是他杀了儿女又自杀，我对他没有任何想法，就是心疼那两个孩子。”刘光辉说。

　　对于两个孩子，村民们都说可惜：其实，赵小林这辈子最应该自豪的就是这一双儿女，都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高挑，是本村数得着的漂亮孩子，而他竟忍心把他们一起带走了。

　　有村民说，正是因为太爱孩子了，赵小林才舍不得丢下，要把儿子和女儿一同带走。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否说明赵小林的极端自私？

　　一位村民猜测：娃还没有成人，如果我就这样走了，他们肯定要看别人的脸，我把娃一起带走，不求任何人，也不要任何人来同情。

　　这样的推断让人脊梁骨发冷，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在那个深夜，赵小林向儿女举起刀时，曾经的慈父幻化成魔鬼，其想法已无人能知。

　　2月10日，在大姐家中死去活来的党会芳神经质地喃喃自语：“你这样做，还不如杀了我？”

　　最后岁月：借钱、托人找工作

　　自从赵小林和党会芳结婚以后，家庭就在拮据中挣扎着，家族中的一些不愉快也因此产生。“他们经常借债、赊账，然后再慢慢还。”刘光辉说。

　　拮据的情形延续到现在也未见好转。2007年，儿子赵应坤没有考上高中，自费入学，学费5000元，这笔钱是从党会芳的大姐家借的，至今未还。而最近一段时间，赵小林借债的频率似乎又有些高了。

　　春节前，他从四婶陈进英那里借了2000元，说是给孩子交学费，又通过大哥赵林从一位姨表兄那里借了3000元，理由是为了过完年准备养猪筹备点资金。他还粜了家里的包谷，卖了3400元。

　　事实上，赵小林并没有养猪的真正打算。他一直在计划着出去打工。为了能够找到工作，他托了几个熟人。但除了战友刘光辉外，都没有给他答复。以至于他这样叹息：“我想下苦都没人要，真是没用了呀！”

　　他还拜托村主任高利帮儿子赵应坤找找工作，说孩子学习一般，由于家庭原因在学校里有点自卑，不想上学了，不如工作去。

　　1月31日，是农历正月初六，赵小林开始灌溉家里的麦田，花了3天时间，将6亩麦田浇完。

　　2月3日，赵小林又来到刘光辉家，问外出打工的事。刘光辉说：“我新疆的朋友还没有答复。你不要着急，我走的话肯定带上你。否则，我以后见了你也不好交代不是。”赵小林笑呵呵地走了。

　　2月5日，正月十一，党会芳的二姐、三姐来看望他们。下午，赵小林借大哥的摩托车送三姐回家，3个小时后来归还。这是赵林最后一次见到二弟。

　　正月十二，村主任高利来到赵小林家，告诉赵小林，他所托付的为赵应坤找工作的事目前不好办，因为赵应坤还未成年，而且正读高二，这样放弃学业太可惜。当时全家人都在，高利感觉赵应坤好像没有主动辍学的想法。

　　正月十三下午，刘光辉16岁的儿子来到赵小林家，和赵应坤、赵丹玩耍约两个小时，当时赵小林在卧室内睡觉，一直没有出来。

　　有村民回忆，当晚，赵小林家大约7时30分熄了灯。两个多小时后，似乎又亮了盏台灯，到11时，灯依然亮着……

　　静谧的深夜里，赵小林一家三口永远走了，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的选择权。

　　赵小林的所作所为是预谋还是受到什么刺激的一念之差？已经没有人知道。

　　记者手记

　　社会价值观变迁下农民急需心理调适

　　无论是多么不可思议，还是不理解，抑或是不愿接受，但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

　　我们更多希望赵小林的悲剧仅是个案，但冥冥中又感觉偶然之中似乎暗含必然。农民自杀者内心的苦楚多半来自于对外界压力的无力抗争，现实生活的无味，对未来的绝望；另外，还由于眼界或知识水平所限，对某些事情缺乏解释思考的能力，对某些压力缺乏解脱的途径却又无放弃的胸襟。

　　渭南市研究农民问题的专家高敏芳教授认为，悲剧发生的主因是个人性格心理畸变，家庭负担只是诱因。赵小林可能存在个人性格障碍，由于缺乏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一时解不开思想疙瘩酿成大祸，给自己家庭带来毁灭性后果。此案反映了在社会价值观变迁下农民急需心理调适和心理干预，也反映了国家给农民提供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的途径有限的窘迫现实。

　　另据专家分析，农民自杀的典型案件，极具代表性地显示出中国农民普遍的心理亚健康以及农村精神生态环境现状。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于经济上处于弱势、文化上处于弱势，而今，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些弱势合并症的恶果——— 不少农民兄弟沦为心理弱势群体，于是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

　　看来，政府必须要有更大魄力、下更大气力，致力于农村文化建设。由于农村文化娱乐形式单薄，农民受文化素质制约，在遇到家庭困难、性格障碍等问题时，缺乏排遣、疏导的有效渠道，就容易累积酿成极端事件。

　　反思这幕悲剧，我们的一些村镇县各级政府，俯身体察民意民情是否做到了家？是否深入农户解民忧，初露端倪就能及时化解问题？我们的驻村干部在爱民实践中，是否帮助农民做好了心理落差的调适？是否加强了农村文化建设？如果我们尽了努力，也许赵小林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相关链接

　　中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三倍

　　据来自清华大学举办的自杀问题媒体报道论坛的消息，我国人群的自杀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人自杀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特征：农村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1/3自杀致死的人并不存在精神障碍，60%自杀未遂者属于冲动性自杀。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介绍说，我国自杀率近20年一直维持在23/10万，没有明显的增减，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10万)。我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农村老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农村自杀人数比例占我国自杀人数的90%。

　　自杀未遂者无精神障碍的比例更高，达到60%，不少采取自杀行动的人属于冲动自杀。37%自杀未遂者自杀前考虑时间不超过5分钟，60%考虑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据北大人类学博士吴飞调查，当前农村自杀致死者以冲动自杀居多，原因是农村的家庭伦理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不再严格尊崇传统意义上的夫妻、父子关系，因此很容易因一语不合或鸡毛蒜皮的小事赌气自杀。 据《健康报》

　　“世界预防自杀日”

　　历年主题

　　2003年9月1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共同确定的全球第一个“预防自杀日”。

　　为了让公众对自杀引起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呼吁各国政府、预防自杀协会和机构、当地社区、医务工作者以及志愿者们，加入到当天的各项地方性行动中，共同提高公众对自杀问题重要性以及降低自杀率的意识。以下为历年主题：

　　2003年：自杀，一个都太多。

　　2004年：拯救生命，重建希望。

　　2005年：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2006年：增进理解，重筑希望。

　　2007年：终生预防自杀

　　2008年：“全球化思维、全国性计划、地方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