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写给清华校长的信!
清华校长:您好!
如果清华校长罗家伦不死，我就是钱钟书第二
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他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他就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与傅斯年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编辑出版《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被北大学生公推为代表，组织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的。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梅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清华，厥功甚伟，功不可没。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似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罗家伦在晚年所作的《他和清华大学》中有一段自他评说：“他虽然主持清华不过两年，可是他相信他这两年中艰苦的奋斗，为清华大学打下了一个学术的基础。”陈寅恪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在招生上，罗家伦开创了在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新学年开学，一下招了15位女生。他操办此事有点“独断专行”，只在学校拟定的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而事先并未呈报大学院批准。对特殊人才，他坚持“破格”录取，钱钟书即为一例。“他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语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他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钱钟书）。罗与钱这两位年龄相差一轮的校长与学生，后来常通信，切磋诗词，互相引为知音，成为诗坛的佳话。
罗家伦考大学是零分，钱钟书考大学也是零分。在很多年以后，一个乡村少年在参加高考时，除数学是零分外，其他课程门门优秀，却与大学无缘。至今他上街买菜还要伸指头算帐。
他没有罗家伦、钱钟书那样幸运，高考落榜后，他南下打工。但作个读书人一直是他的理想生活。这样的念头大概在1991——1996年间最为强烈。
那时他在洛轴修建处干小工，每天和灰、搬砖、爬脚手架，都在12个小时以上。收工不看表、不看太阳，厂里的路灯啥时亮了啥时才收工。至今想起，他依旧对轴承厂的路灯心有余悸，总觉得厂里的路灯亮得太晚，而白天的日子又实在难熬。
如何熬过这漫长的白天？读书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那时一天工资才三块钱，根本不可能买太多的书，他就买“耐看的书”：《唐诗三百首》、《宋词赏析》、《古文观止》，外加一本《余光中散文选》，总共花费不到40块钱。他很得意的是，这几本书如今买全要200多块，还有可能是盗版，他的书不仅价廉物美，而且绝对正版。白天干活时工头不允许看书，他就选择了唐诗和宋词，《古文观止》和《余光中散文选》他留在晚上读。每天在手心里抄上一首诗词，炎炎烈日下他汗流浃背，但手心里“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句子却让他感觉无限的清凉；数九寒冬里他瑟瑟发抖，但手心里“红泥小火炉”的句子却让他心生暖意。因为双眼高度近视，双脚不小心踩在钉子上，鲜血浸透了鞋子，他一个人躺在地上看着天空的流云，心头说不出的迷茫，是手心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句子让他对生活心生希望。
40多个民工挤在一间工棚里睡觉，读书是不可能了。轴职大门前有个小广场，广场的中央是毛主席像，他就在毛主席像下趁着明亮的灯光看《古文观止》和《余光中散文选》，王勃的《滕王阁序》、袁枚的《祭妹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至今他依旧能整段整段的背颂。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味沉浸书中，忘记了白天的劳累，忘记了夜阑更深……回家时建设路灯火已熄，工棚里鼾声正浓。
1996年之后他离开洛阳，为生计四处奔波，作过推销员、搬运工，作过记者、政府文员，但他的骨子里的梦想却依然是作个读书人。《诗经.郑风.子衿》里有句“青青子衿，悠悠他心”的句子，青衿是周代学生的服饰，后来专指读书人。青青子衿，一袭长衫的打扮令他无限神往。“坐中泣下谁最多，江洲司马青衫湿”的白居易就是一袭长衫，余秋雨在电视里穿的也是长衫，就连穷得只剩下一件长衫的孔乙己，因为有了长衫也透着天然的风流儒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都穿长衫，长衫成了文人最好也是最恰当的标志。可惜现在读书人都不穿长衫了，他常常在梦里见到自己长衫飘飘，一副读书人的模样。
四川师范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教师李里是目前唯一坚持穿长衫的读书人，在充满中国传统文人特色的生活方式中，李里已经度过了15年的时光。李里说，小时侯看到穿长衫的人很儒雅，文质彬彬，很美，当时就觉得这个长衫好看。李里现在除了教书之外，他每周都要到95岁的文字学家杜道生先生的家里求学，他自己还撰写了一部近百万字的《国学通观》，这部书的撰写受到了国学大师张岱年，季羡林，刘克生等先生的指点和肯定。李里希望通过自己的梳理把国学的文化精髓通俗易懂的让更多的人了解，尽管李里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产生了各种怀疑，但他还是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
李里的特立独行，缘于他是个读书人，缘于他满腹经纶。他要想和李里一样长衫飘飘风流儒雅，唯一的途径就是多读书。目前他只拿到了中文自考的专科文凭，还要两年才能拿到本科文凭，就是说两年后他才能考研，才能过上和李里一样真正读书人的生活。而现在他已34岁了，这样的想法别人都笑他傻！谁又知道他青青子衿的梦想啊！
"1998钱先生去世，他潸然泪下，更担心读杨绛女士的身体，含泪写下《朴素的窗帘》一文，在《大河报》、《洛阳日报》发表，杨绛女士亲自提笔给他写信，并寄来钱先生几杨女士的照片。――――《朴素的窗帘》
钱钟书先生说,是写给杨绛女士的。《围城》步步莲花，字字珠玉，时见机锋与幽默，能叫钱先生写一部世界名著给她的人，一定不简单。
然而，我却无缘见到杨绛女士，即便是一帧照片！我想，杨绛女士一定是个具有文化重量的人，或者说，杨绛女士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象征，她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文化指向，都传递着一种文化信息。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夫妻俩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面相也会变得相近起来，即便是两个相貌迥然的人，这叫“夫妻相”。还有种说法就是“文如其人”，文章是一个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别人无法仿效。我希望能从钱先生的“人”及杨绛女士的“文”“悟”出杨绛女士的“相”来。
余光中先生把目前中国的散文分成四类，一曰学者的散文，二曰花花公子的散文，三曰浣衣妇的散文，四曰现代散文。余光中先生说学者的散文融合了情趣、智慧和学问，是有着深厚文化背景之心灵的反映。而对于钱钟书先生的散文，余光中说，那是一个智慧的声喑，犀利、辛辣如史威夫特。1998年12月19日，钱先生走了，钱先生的文章博大精深，我仅读过《围城》与《写在人生边上》，在我的心目中，钱先生是睿智的和哲学的，他的文章充满了智慧而不是聪明。聪明和智慧不一样，因为文学不是一个聪明人的事业，光凭聪明不可能达到“大家”的那种程度。对于钱先生的离去，躲斋先生说了这样两句话：无权无势，无党无派，无煊赫头衔，一个寂寞读书人；有识有学，有德有才，有超群智慧，一位辛勤大学者。由此我想，这位淡泊功名的大学者身后，一定有一位淡泊利禄的妻子。
绛，字典解释为赤色，大红色；杨绛，一个大红大绿但也大俗大雅的名字。曾经读过杨绛女士的一篇题为《窗帘》的文章，杨绛女士说：“人家挂者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这段温婉中不失刚强、淳朴中不失灵秀的文字，充满着对人生的理解和尊重，涵蕴着杨绛所特有的那种淡泊、宁静的文化情怀。回头再看看躲斋先生的那两句话，杨女士和钱先生竞是那样的“夫妻相”-----一个是巍巍昆仑，一个是幽幽雪莲。
任何一种文字风格的形成，都有它存在的背景和理论。钱先生生前是搞古典文学的老学者，其古文功底自不必说，而杨绛女士又是学贯中西的大译家，她的存在，对钱先生的为人及为文，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董桥先生在谈到钱先生的文章时说：“我看他的散文就感到他的中国学问底子很厚，可是他吸收外国的营养也很多，所以他的东西跟别的学者不同，视野开阔。”从某中意义上说，杨绛女士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滋润着钱先生的一生，当然，这种滋润是相互的，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使两人越来越“夫妻相”。
所以我想，钱先生是一个洁白素净的窗帘，杨绛却是与之相得益彰的窗帘。这窗帘以天真为质，以朴素着色，垂着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
这个乡下少年就是我。在打工的间隙，我读自考竟然用了八年时间。后来我去上海，巴金说，上海米价很贵，居之不易。巴老去世那年，我和爷爷最后见了巴老一面，巴老说，来上海吗？我含泪说，来！今年６月，我终于辞去了在故乡别人看来不错的工作，来到上海。我专门到南京去征求苏童的意见，苏童说，人挪活，树挪死，怕什么？去吧！
我不知道我未来的人生会怎样，但作个读书人一直是我的理想生活。如果清华校长罗家伦不死，我一定就是钱钟书第二，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