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军妓”制度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
闲言碎语：世界“军妓”制度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
妓女，一个古老而又颇受非议的职业。史书记载，公元前3000年的古代巴比伦王国就已经有了这个职业，按照当时的法典规定，古巴比伦的每个妇女在其一生当中，必须到“阿佛罗狄特”（爱神）神庙去为至高无上的神当一次“圣娼”。在那个时代里，这种“性的奉献”是神圣而不容推辞和亵渎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娼妓作为一种以出卖肉体换取钱财的职业，越来越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丑恶现象。但是，作为带有严重政治意向，直接为统治者的军事纷争和国家利益服务服务的“妓女制度”的首次出现，却是发生在公元65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并且这个制度还经历了一个由“官妓制度”向“军妓制度”转变的过程，其始作俑者是身为齐恒公“国相”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管仲。
当时的中原大地七国争雄。公元前685年，齐恒公即位主政，任用管仲为相。管仲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首先是调整国家的劳役地租制度，把由百姓出徭役付地租改为直接交纳实物付地租；同时推广铸铁农具，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还实行由国家把持的“盐铁专卖”制度，直接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当然，为了增加课税而满足国需，管仲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设置“女闾”，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妓院。《齐书》记载：“管仲设女闾三百”。《国语。齐语》有文字曰：“齐有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通国用。管仲相恒公时，立此法，以富国”。所谓“夜合”，也就是男女之间在晚上行男女人伦之事的文雅说法而已。根据历史记载推断，管仲的“女闾”制度比雅典人梭伦创立的国家妓院还要早50年。
管仲在施行“女闾”的同时，还推行了一项“和独”政策，也就是通过国家法律来鼓励婚娶，“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从而保证国家人口在与各国的战争中不至于大幅度衰减。是时，“中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继管仲之后，战国七雄各路诸侯群而效之，“以妓制敌”，“以妓劳军”花样百出。
秦穆公将“女乐”二列送与戎王，戎王“日夜不休，终岁淫纵，卒马多死”。这种“以妓制敌”的美人计最终大获全胜，秦穆公通过妓女的肉体牺牲取得了“并国十二，辟地千里”的军事胜利。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妓制度”，只不过是把赠送妓女作为一种手段使用于军事谋略的需要而已。
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连年征战，军士离妻别子，军心不稳。勾践为了稳定军心，将一批犯了错误的“有过寡妇”送到前线“劳军”。《吴越春秋》记载：“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看来，越王勾践的这一手“以妓劳军”的做法确实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而且实实在在的开了“军妓制度”之先河。
其实，“军妓制度”的真正建立，还得“归功”于英姿勃发，雄心进取，拓土开疆的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汉武帝是汉高祖刘邦的曾孙，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汉族皇朝最辉煌的功业之一。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据《汉书。李陵传》记载：“陵军出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为卒妻”，意思就是把强盗或犯人的老婆押送到军中给士兵当老婆。但是，军队里人多，贼盗的老婆太少，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太大问题，于是，汉武帝改变了越王勾践“以妓劳军”的临时性做法，正式建立了“营妓制度”。《万物原始》中记载：“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这些置身于军营的“营妓”，主要由女性战俘、罪犯妻子、寡妇和女乐工组成，任务是“献伎、呈身、侍宿”，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陪唱、陪玩、陪睡”的“三陪”而已。当然，汉武帝刘彻绝不是光为那些拼命搏杀，朝不保夕的士兵着想，他自己也没闲着，这家伙也是个“能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妇”的好色天子，难怪他会想到把“营妓制度”作为军队后勤需要的一件大事来抓，实在是有他自己的原因啊！
写下以上文字，并不是笔者认为历史上的“军妓制度”始建于古代中国是一件什么有“脸面”的事情，而是因为看到《铁血》在最近连续登载了几篇关于日军、德军在二战中设立“慰安妇”的文章，于是，顺便查阅了一些资料，“戏说”一下，供大家消遣而已。作为一种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现象，我相信“妓女”这一职业终会淡化于历史的长河，人类肯定会探索出一种最科学、最有利于自身健康发展的两性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