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周恩来身边生活、工作过的人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周总理亲临大庆视察。他握着钻工满是油污和泥浆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
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庆观察，正是大庆艰苦创业、进行会战的1962年。当时，大庆全体干部群众住牛棚、干打垒，以5两粮加野菜保三餐，进行着艰苦的油田开发建设。
6月20日，余秋里同志和我专程赶到齐齐哈尔迎接周总理。晚上，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总理和同来的邓大姐听取了关于大庆会战情况的汇报。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1点多钟，陪同总理的同志见时间太晚了，催总理休息。总理笑笑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
6月21日上午10时30分，总理乘坐的客车缓缓开进萨尔图车站。周总理走下列车，与在站台上迎接的会战指挥部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紧紧握手，并深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请总理先休息一下，总理说：“时间不多，要抓紧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总理和邓大姐首先来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周总理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总理主动上前紧握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同志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深情地点头，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时，总理看到一位柴油机司机因坚守岗位不能站到近前，他马上从司钻操作处很窄的地方挤过去，一把握住司机那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那位司机激动得久久不肯松手。快要离开井队时，总理听说钻井工人想和他合影留念，便伸出两个胳膊，搭在身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留下了难忘的镜头。
接着，总理又来到附近的职工宿舍和食堂。在食堂，总理和炊事员握手、问候，还拿起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红高粱米粥，又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体贴地对炊事员陈玉珍说：“你们很辛苦啊！”陈玉珍回答说：“不辛苦。”周总理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们说：“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我们的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从食堂出来，总理一回身发现200米外一位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朝地窝子走过去。家属杨德群又激动又担心，她对总理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总理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周总理弯腰走进地窝子，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1963年，大庆油产量达到430多万吨，为实现我国石油基本自给作出了贡献。这一年，周总理再次视察了大庆。
1966年春天，周总理第三次来到大庆。这次总理住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吃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碴子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做的大盆烩菜。因为总理有言在先：顿顿要有粗粮，餐餐不上酒，菜要吃大庆自产的。
当总理到1202、1205钻井队时，对这两个队力争在当年分别打井5万米给予热情鼓励，说：“你们两个队，如果每个队打井上5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你们!”随后总理又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看了钻井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同志亲自做的操作表演。
到年底，1202和1205钻井队双双登上10万米高峰。铁人王进喜带队进京，向总理报了喜，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康世恩/曾任石油化工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我今天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共和国总理也有难处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家庭最操心的，莫过于粮食。当时，全国有好些省灾情非常严重，饥荒到处横行，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全国几亿人总当家的周总理，心情是如何焦急，那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听说总理和主席一样，几个月不吃猪肉，饭吃得很少，心里都不是滋味。
这年四五月间，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的几位书记个别谈一些问题。大约10点半钟，总理到了我们房间。总理用很客气的、商量的口气对尚奎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严峻，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一旦发生粮荒，后果不堪设想。谈到这里，总理说道：“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我今天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总理讲得真挚恳切，通情达理，尚奎也非常感动。但是，江西的问题也不小，尽管总理有所了解，尚奎觉得仍有必要将江西的情况作个比较详细的汇报。
尚奎说：“在中央调走10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
“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总理很难过地说，“问题是并不只一个山东。”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尚奎说，“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总理高兴地笑了，说：“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接着又扶着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力了！”他知道尚奎肩头的压力，体贴尚奎的困难。
作为尚奎的秘书，谈话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场。我想，一个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像这类重大问题，召开各有关省的书记会议进行布置，或者以中央或国务院的名义下一道文件，谁敢不遵从？而总理却要花那么多时间，一个省一个省地谈，为什么呢？这是对地方领导的尊重；同时，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工作气氛，使人敢于说话和便于说话，从而能得到真实情况，把工作做得更符合客观实际。这需要道德力量，需要领导艺术，而总理正是兼而有之。（水静/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
乘客们发现了在公共汽车上体验生活的总理，惊喜地拥上来，寒冷的季节紧张得我冒了一身汗
1954年的一天，下午5点半钟，总理让我把何谦秘书叫来，对我们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很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说着，披上大衣，领我们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北京图书馆汽车站。
正是下班的时候，车站上人很多，我心里很紧张，劝总理在离车站十来米远的地方站下。等了一会儿，汽车来了，总理让群众都上完，才最后上了车。车上果然很挤。总理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车开动了。一直过了两三分钟，站在总理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有的站起来让座，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总理挥动着双臂，一个劲地劝大家：“请坐！请坐！别挤！不要动。”乘客们非要请总理坐下，总理坚持不坐。一个乘客凑上前来，握住总理的手问：“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总理笑着回答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接着，总理就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都是哪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光顾和总理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总理跟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总理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都向总理告别。我心里想：总理可不该找这个麻烦，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回去吧。”总理不肯，下了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紧张得我大冷天出了一身汗。
回来后，总理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如何解决好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此外，总理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车接送职工上下班。在总理的关怀下，很快解决了群众乘车拥挤的现象。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非常惦记人民生活。1961年4月底，他亲自深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走访调查。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向总理反映：伯延大队有个社员，老婆死后留下三个孩子，经常不参加劳动，非常落后。还有一个最近才结婚的孤老头，一直搞单干。“哦！还有这么回事。”总理当即问清了那两个社员的姓名和住址。散会后，亲自登门去探望。
当走进那个“落后”社员的屋子时，只见三个小孩在炕上叽叽喳喳地打闹着，那个社员看见周总理忽然进了家门，站在那里愣住了。总理上前握住他的手：“听说你很困难，来看看你。”那个社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总理看了看又小又暗的屋子问：“你怎么住在西屋？北屋不是你的吗？”那个社员委屈地说：“木工厂把我北屋占了，我只好住在西屋。”总理马上对在场的干部说：“老百姓习惯住北房，你们把他挤到西屋不好嘛！要把北房腾出来，让他住进去。”总理看了看炕上惊奇地睁大眼睛的三个孩子，又说：“你们木工厂那么多女同志，要帮助他看好孩子，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嘛。”那个社员眼睛里闪着泪花，连连向总理表示：“我一定要尽量把家照管好，积极参加劳动。”
那个单干的老头，住在村子东南角，屋子里农具、粮食、柴火，堆放得乱七八糟，墙壁被烟熏得漆黑，炕上铺的席子漏着窟窿。总理就坐在炕上和老头攀谈起来：“听说你新婚，来向你祝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老头皱着眉头认真地想，突然一拍脑袋，走到门后，拿出个锄头来，对总理说：“这个锄头断了，叫铁工厂接一下，他们就是不给接。”总理马上把一位公社干部叫到跟前，让他将锄头拿到铁工厂，尽快给他接上。老头脸上深深的皱纹舒展开了，拍着胸口对总理说：“您这么关怀俺，俺以后也参加集体劳动。”并乐呵呵地把总理一直送出了他的家门。（赵行杰/1954年至1961年任周恩来卫士，王锦慧整理）
摘自《实话实说西花厅》李琦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4月版
周总理亲临大庆视察。他握着钻工满是油污和泥浆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
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庆观察，正是大庆艰苦创业、进行会战的1962年。当时，大庆全体干部群众住牛棚、干打垒，以5两粮加野菜保三餐，进行着艰苦的油田开发建设。
6月20日，余秋里同志和我专程赶到齐齐哈尔迎接周总理。晚上，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总理和同来的邓大姐听取了关于大庆会战情况的汇报。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1点多钟，陪同总理的同志见时间太晚了，催总理休息。总理笑笑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
6月21日上午10时30分，总理乘坐的客车缓缓开进萨尔图车站。周总理走下列车，与在站台上迎接的会战指挥部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紧紧握手，并深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请总理先休息一下，总理说：“时间不多，要抓紧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总理和邓大姐首先来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周总理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总理主动上前紧握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同志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深情地点头，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时，总理看到一位柴油机司机因坚守岗位不能站到近前，他马上从司钻操作处很窄的地方挤过去，一把握住司机那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那位司机激动得久久不肯松手。快要离开井队时，总理听说钻井工人想和他合影留念，便伸出两个胳膊，搭在身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留下了难忘的镜头。
接着，总理又来到附近的职工宿舍和食堂。在食堂，总理和炊事员握手、问候，还拿起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红高粱米粥，又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体贴地对炊事员陈玉珍说：“你们很辛苦啊！”陈玉珍回答说：“不辛苦。”周总理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们说：“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我们的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从食堂出来，总理一回身发现200米外一位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朝地窝子走过去。家属杨德群又激动又担心，她对总理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总理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周总理弯腰走进地窝子，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刚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1963年，大庆油产量达到430多万吨，为实现我国石油基本自给作出了贡献。这一年，周总理再次视察了大庆。
1966年春天，周总理第三次来到大庆。这次总理住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吃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碴子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做的大盆烩菜。因为总理有言在先：顿顿要有粗粮，餐餐不上酒，菜要吃大庆自产的。
当总理到1202、1205钻井队时，对这两个队力争在当年分别打井5万米给予热情鼓励，说：“你们两个队，如果每个队打井上5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你们!”随后总理又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看了钻井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同志亲自做的操作表演。
到年底，1202和1205钻井队双双登上10万米高峰。铁人王进喜带队进京，向总理报了喜，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康世恩/曾任石油化工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我今天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共和国总理也有难处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家庭最操心的，莫过于粮食。当时，全国有好些省灾情非常严重，饥荒到处横行，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全国几亿人总当家的周总理，心情是如何焦急，那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听说总理和主席一样，几个月不吃猪肉，饭吃得很少，心里都不是滋味。
这年四五月间，我随尚奎到北京开会，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的几位书记个别谈一些问题。大约10点半钟，总理到了我们房间。总理用很客气的、商量的口气对尚奎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严峻，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一旦发生粮荒，后果不堪设想。谈到这里，总理说道：“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我今天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总理讲得真挚恳切，通情达理，尚奎也非常感动。但是，江西的问题也不小，尽管总理有所了解，尚奎觉得仍有必要将江西的情况作个比较详细的汇报。
尚奎说：“在中央调走10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
“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总理很难过地说，“问题是并不只一个山东。”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尚奎说，“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总理高兴地笑了，说：“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接着又扶着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力了！”他知道尚奎肩头的压力，体贴尚奎的困难。
作为尚奎的秘书，谈话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场。我想，一个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像这类重大问题，召开各有关省的书记会议进行布置，或者以中央或国务院的名义下一道文件，谁敢不遵从？而总理却要花那么多时间，一个省一个省地谈，为什么呢？这是对地方领导的尊重；同时，这样才能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工作气氛，使人敢于说话和便于说话，从而能得到真实情况，把工作做得更符合客观实际。这需要道德力量，需要领导艺术，而总理正是兼而有之。（水静/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
乘客们发现了在公共汽车上体验生活的总理，惊喜地拥上来，寒冷的季节紧张得我冒了一身汗
1954年的一天，下午5点半钟，总理让我把何谦秘书叫来，对我们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很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说着，披上大衣，领我们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北京图书馆汽车站。
正是下班的时候，车站上人很多，我心里很紧张，劝总理在离车站十来米远的地方站下。等了一会儿，汽车来了，总理让群众都上完，才最后上了车。车上果然很挤。总理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车开动了。一直过了两三分钟，站在总理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有的站起来让座，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总理挥动着双臂，一个劲地劝大家：“请坐！请坐！别挤！不要动。”乘客们非要请总理坐下，总理坚持不坐。一个乘客凑上前来，握住总理的手问：“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总理笑着回答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接着，总理就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都是哪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光顾和总理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总理跟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总理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都向总理告别。我心里想：总理可不该找这个麻烦，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回去吧。”总理不肯，下了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紧张得我大冷天出了一身汗。
回来后，总理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如何解决好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此外，总理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车接送职工上下班。在总理的关怀下，很快解决了群众乘车拥挤的现象。
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非常惦记人民生活。1961年4月底，他亲自深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走访调查。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向总理反映：伯延大队有个社员，老婆死后留下三个孩子，经常不参加劳动，非常落后。还有一个最近才结婚的孤老头，一直搞单干。“哦！还有这么回事。”总理当即问清了那两个社员的姓名和住址。散会后，亲自登门去探望。
当走进那个“落后”社员的屋子时，只见三个小孩在炕上叽叽喳喳地打闹着，那个社员看见周总理忽然进了家门，站在那里愣住了。总理上前握住他的手：“听说你很困难，来看看你。”那个社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总理看了看又小又暗的屋子问：“你怎么住在西屋？北屋不是你的吗？”那个社员委屈地说：“木工厂把我北屋占了，我只好住在西屋。”总理马上对在场的干部说：“老百姓习惯住北房，你们把他挤到西屋不好嘛！要把北房腾出来，让他住进去。”总理看了看炕上惊奇地睁大眼睛的三个孩子，又说：“你们木工厂那么多女同志，要帮助他看好孩子，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嘛。”那个社员眼睛里闪着泪花，连连向总理表示：“我一定要尽量把家照管好，积极参加劳动。”
那个单干的老头，住在村子东南角，屋子里农具、粮食、柴火，堆放得乱七八糟，墙壁被烟熏得漆黑，炕上铺的席子漏着窟窿。总理就坐在炕上和老头攀谈起来：“听说你新婚，来向你祝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老头皱着眉头认真地想，突然一拍脑袋，走到门后，拿出个锄头来，对总理说：“这个锄头断了，叫铁工厂接一下，他们就是不给接。”总理马上把一位公社干部叫到跟前，让他将锄头拿到铁工厂，尽快给他接上。老头脸上深深的皱纹舒展开了，拍着胸口对总理说：“您这么关怀俺，俺以后也参加集体劳动。”并乐呵呵地把总理一直送出了他的家门。（赵行杰/1954年至1961年任周恩来卫士，王锦慧整理）
摘自《实话实说西花厅》李琦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