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后的管家：主席家入不敷出难煞我
凭心而论，毛泽东的工资在当时是挺可观的，可几下里一分就不见影儿了。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后是30元。
晚年的毛泽东有位鲜为人知的管家。毛泽东时而称他“同志”，时而称他“我那盏不灭的灯”。这位管家姓吴名连登，江苏盐城人氏，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整整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将这位领袖的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为止。
从天安门城楼走马上任
1964年国庆，天安门城楼大厅。
“主席，您要找的吴连登同志来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领着吴连登，向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望望吴连登，对他笑笑说：“我们见过，就是那个盐城人嘛！”原来，早在1960年，吴连登就由家乡调到中央办公厅服务处，分配在人民大会堂工作。这个19岁毛头小伙，个头不高、开口就笑，洋溢着穷人家孩子那种勤快和淳朴。久而久之，毛泽东也就记住了这位盐城人。
“我请你到我家里帮帮忙，行不行啊？”毛泽东商量的口吻很随和。
“我……我……做得不好，要请主席……多批评。”毛泽东摆摆手：“我那里要说事情多，有时也真的多，有时也没有多少事情。”“我一定好好工作！”他立即保证。
吴连登到主席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收拾收抬主席卧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图书啦，再就是管理主席家惟一的杂品房，也就是吴连登称之为的“仓库”。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中国一号仓库”，比今日县委书记们的储藏室还要寒碜。一没金银首饰，二没豪华服装，更没有外国元首赠给毛泽东的任何一件礼品。“仓库”里排着几只木柜，里边放着这样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泽东的旧衣旧鞋旧袜和几套供换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书籍及衣服等遗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头、破毛巾、小球毛线等。
吴连登是1968年担任毛家管理员的。他管理啥呢？这么说吧，在主席家，几乎没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日常支出；他要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保证安全；他要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不离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他刚到主席家，就听毛泽东说：“我们相互之间要称同志。这种感情比什么都深。”平素有事，毛泽东总是一口一个“吴连登同志”，江青则叫他“管家的”。按主席家家规，李敏、李讷等叫他“叔叔”。
主席家入不敷出难煞管家
毛主席自60年代初将工资降为3级、每月404.8元后，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没有调过，主席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那么，吴连登是怎样将主席的工资花得盆清碗净呢？
凭心而论，毛泽东的工资在当时是挺可观的，可几下里一分就不见影儿了。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后是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他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了300元。
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
他吸烟比较厉害。有时一天要吸两三包熊猫牌香烟，每月烟钱至少得几十元。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开支。70年代初，毛泽东改抽雪茄。生产雪茄的烟叶由北京卷烟厂选配料，用白纸和浆糊糊成一盒盒，毛泽东抽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来要两三包。过量的吸烟，使得晚年的毛泽东咳嗽，气管发炎。医生出于健康原因建议少抽或不抽烟。谈何容易！这位老人毕竟抽了好几十年啊，开始身体很不适应，就时不时地从茶几上拿起雪茄，闻一闻，放下；又闻一闻，又放下，终于狠了狠心，将烟灰缸、火柴盒统统收起来，以惊人的毅力于1975年戒了烟。
毛泽东喝茶同样吓人。每个月他要喝1斤多甚至2斤多茶叶；又得从他的工资中支出30多元。
毛泽东每年还有一笔不菲的支出。早在共产党创建初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借给他几百块银元，资助革命事业。毛泽东谨记心间，耿耿于怀。进城后的每年春节的前两三天，他都要亲派秘书前往章府送上从个人稿费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坚持到章老在香港逝世。
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毛泽东很少请客，偶尔为之时，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没有请过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丰泽园开会到深夜，他会说：“今天会开晚了，我请大家吃饭———面条一碗。”只要听到他发话，吴连登等顿时忙里忙外，将一碗碗炸酱面或打卤面端了上来。“你们吃你们的，不影响开会。”毛泽东望着众位战友吃着面条，接着说话。不用说，这顿面条，毛泽东会坚持在他的伙食费里支出。
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她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其父早有现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他的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她束手无策了，只好找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问后，不觉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次出手大方，同意从稿费中给8000元。吴连登没有将这8000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头，再开口要就难了。他以李讷名义存进银行5000元，交给她3000元。
很明显，毛泽东几乎每个月都要“拉饥荒”。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就得给他写个报告，并当面汇报收支情况。毛泽东总是挥挥手，意思是不用说了，然后画圈批准从其稿费里提出1万元来补贴家用。
当1976年9月吴连登将毛泽东遗体护送到人民大会堂供人们瞻仰时，在这位老人的身后，除有几套毛式中山服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没有任何金银珠宝，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的遗嘱；在这位老人的身后，只有他终生酷爱痴迷的8万多册书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归“中办特会室”管理的稿酬120多万元人民币。后由有关部门安排，他的子女每人仅分到8000元。
这就是领导了近10亿人口、时间长达27年的共和国领袖的家当！
身边有盏不灭的“灯”
毛泽东说吴连登是他身边的一盏“灯”，是说他的服务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而吴连登为此付出的艰辛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如吴连登所言：“在他老人家看来吃饭是为了延续生命。主席有时看书审阅文件忘记了饥饿，连续20多个小时不吃饭。”当然，也有规律可循。通常下午一二点钟起床，先喝一杯隔夜茶，再喝一碗用开水煮的麦片粥，算是早餐；晚上9点至12点当人们纷纷就寝时，正是他老人家开午饭的时候；清晨6点前后，却是他吃晚饭的时间。同平常人整个倒了一个个儿。
无论酷暑严冬，毛泽东总是盖毛巾被（冬天盖两条），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要开半扇窗户。一旦睡不好觉或睡一会就醒，他首先就问“开窗子了没有”。如果吴连登忘记开窗子，他醒来会不高兴地说：“屋里氧气不够，把我憋醒了。”所以，吴连登等不敢有丝毫大意和怠慢。
毛泽东如此与众不同的饮食起居，使管家吴连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饮食上，他在中南海机关食堂就餐。给毛泽东开饭时，他只是先吃上一口，咸淡如何，是否安全。起居上，毛泽东工作时，他要随时听从召唤。毛泽东休息后，他还要骑着自行车上街买菜，江青和孩子们的事情也得不时地管一管。他一天24小时几乎连轴转，根本就没有时间睡上一个安稳觉，多数的日子只能瞅个空儿打个盹。睡觉得请人甚至让中南海总机话务员准时叫醒他。人们认为世上最痛苦的莫过于饥饿，吴连登会告诉你，累得抬不起眼皮又不能睡觉时，其痛苦的程度并不比饥饿差。
毛主席吃东西很随意，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常年一天两餐，荤素搭配，每餐最多四菜一汤，量特小。他不让浪费，有时饭粒掉在桌上自己拣起来吃。他喜欢吃河沟里的小鱼小虾，吃糙米杂粮，特别喜欢吃玉米、红薯，尤其是他到了晚年特别喜欢吃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毛主席除了爱吃猪肉外，一生特别喜欢吃鱼。江湖河海池塘里的鱼，红烧清蒸油煎干烧都吃。他曾对工作人员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海里喂鱼，回报它们。”
至于吴连登对自己的那个小家、对妻儿的照应，不说也能估计到。他家离中南海也就不足一站地，走路10分钟就到，他楞是几个月回不了一趟家。这也罢了，妻儿知道他在中南海忙着。反正一切都习惯了，从不指望他分什么忧、解什么难，只盼他别累着、别委屈、别出什么事就谢天谢地了。最让妻子焦心的是他的突然失踪，没有书信，没有电话，音讯全无，有时竞长达七八个月，让她牵肠挂肚，寝食不安。
所以说，毛泽东称他是“我的那盏灯”，吴连登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