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拜会桓温时，郄超奉命在帘帐后作记录，被谢安发现，笑他是入幕之宾。幕府里的参谋、师爷，一向都是隐身幕后，参与机密。
东晋时权臣桓温独揽军政大权，还有心废黜皇室，自己当皇帝。他手下有位参军，名叫郄超，精明强干，第一个劝桓温“定废立大计”，深得桓温信任。桓温府中上下都称郄超“能令公(桓温)喜、能令公怒”。桓温自己要当皇帝，最大的阻力来自拥戴东晋皇室的江南世家大族。有一天，江南世族首领谢安、王坦之前来拜访，桓温为了仔细揣摩他们的来意，就派郄超卧在帘帐后记录谈话内容，不料双方才谈到一半，一阵穿堂风吹来，掀开了帘帐，郄超只得尴尬地起身向谢安、王坦之打招呼。精明老练的谢安只是哈哈大笑，说：“郄生真可称得上是‘入幕之宾’了。”(《晋书》卷六十七)
“入幕之宾”一语双关
谢安在这里所说的“入幕之宾”，可算是一句双关语。“幕”可以是指郄超藉以藏身的帘帐。中国古代习惯用帘帐之类的纺织品来分隔房屋内的空间，而这种起隔断作用的帘帐，统称为“幕”。严格来说，“在上曰幕、在旁曰帷”，一般则混称为“幕”。帷幕之内是居室私密之处，能进入帷幕中的宾客，自然与主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我们习惯以“入幕之宾”指心腹、死党。另一方面，谢安这句话中的“幕”，也可以指郄超所任的“参军”官职，因为当时此一官职被称为“幕僚”、“幕职”。
幕僚的起源与演变
至少从传说中的有巢氏教人构筑房屋时起，汉族人就习惯居住在土木建成的房屋里。惟一的例外是，当大军远征时，只得在旷野上临时搭起的帐篷内休息。这种帐篷，古代即称“幄幕”。
汉朝时统帅率军出征，有权自行招聘、选任文职僚属，设置府署，帮助处理军政事务，称为“开府”。由于这类府署设于幄幕中，所以又叫“幕府”，而统帅左右的僚属，也因之被称为“幕僚”、“幕职”。幕僚种类繁多，有相当于近代参谋长、统帅司令部工作的“长史”；有参议军机，帮助指挥军事行动的“参军”；有类似近代副官、秘书，管理文书及各类档案的“主簿”、“记室”，等等。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频仍，四处皆为战区，各地都实行“军管”，地方长官由武官兼任，将军左右的僚属也就从单纯的军官转变为辅将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文武兼任官职了，且文职比重往往超过武职。这一习惯传到唐宋时代：唐代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州、府衙门都设有长史、参军、录事等官职，号称“幕僚”；宋代诸州也专设“幕职官”。不过这些官职早已与军事行动无关，也不供职于狭义的幕府。
服务于军事机构的文官
直到明清时期，狭义的幕僚仍指服务于军事机构的文职官员。如明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中的“幕僚”，指四川省都指挥使司(一省最高军事长官及其指挥机构)下属的断事官(军事审判官)，当时这位断事官正代理四川成都府汶川县县官的职位。
简而言之，幕僚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主要供职于与军事有关、或由军事机关转化而来的政府机构；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为长官提出建议、顾问咨询、帮助处理文书档案、管理文职行政事务；他们和长官的关系比较密切，同长官一起进退，即使不是由长官自行任命的，至少其人事调动升迁要考虑长官的意见；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享用政府发放的俸禄。即使是在清朝末年，为对抗太平天国而组建的非正规军——湘、淮、楚等军队系统中，其幕府中的幕僚也均由统帅奏调，或奏请特加委派“赞助军机”的官员，其薪俸来自各军的局营。湘军及淮军的幕府中出了不少大官，如淮军幕府里就出了十位督抚级大官，而淮军将领升至督抚的才四人而已。（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七章）
地方官将师爷奉为师长，以晚辈自居。他们能否升官，要看这些幕后的师爷能否大显神通，替他们争气!
清初最著名的幕友是李，保定蠡县人，字刚主，号恕谷。李年轻时，父亲介绍他跟从清初思想家颜元学习。颜元创立的学派和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不同，主张读书的目的应该是“经世致用”，而非一味“格物致知”，自寻自证“天理”。颜元曾说：“读书愈多愈有疑惑 ，处理实际事务愈没有眼光，办理实际事务愈无力。”因此这一学派不注重著述，强调要解决实际社会问题。
李壮年时游学各地，传播颜元学说，并频繁与各地士大夫接触论学。他说：“纸上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经世济用)之精神少。”认为宋、明两朝就是因为提倡理学而灭亡的。晚年他居家讲学，很多读书人慕名而来当弟子。他也留下很多著作，力图重新诠释儒家的学说，从而把颜元的学说发扬光大，形成“颜李学派”。
事实上，李十九岁就考中了秀才，三十二岁中举，但他无意仕进，直到晚年才一度任通州学政，不久就以“母老”告归。既然提倡经世致用，但又不当官来实践推行，难道李自己言行不一吗?这倒冤枉了他。从他的《恕谷日记》来看，其实他就是藉由幕友“佐治”的身份，来实践自己的理论的。
例如他的朋友郭金汤做桐乡知县时，请他到桐乡帮忙“佐治”，结果他在桐乡大显身手，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使得当地“教化大行”。后来另一位朋友杨勤当了富平知县，也请他前往“佐治”。李去了一年多后，回乡探亲，留下《富平赠言》给杨勤，谆谆劝导他诸类政事的处理原则，告诫他：各种有利于民的政事要斟酌，水利、农桑、武备等“仁政”都要量力而为，有余力才可施行，否则说到做不到，非但失信于民，甚至会因措施鲁莽导致政事败坏，兴利不成反为害。
李本来的意思是就此告辞，不再到富平“佐治”。孰料杨勤焦急万分，竟咬破手指写血书，恳请李再到富平，甚至扬言如果他三个月后还不来，自己就要自杀。然而对于权贵阔人的网罗，李却不肯俯就。例如当时自称要以“理学号召天下”的李光地做直隶巡抚时，托人示意他前往拜见，但他却给李光地一个软钉子，说“部民不可以妄见长官”，置之不理。后来权倾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担任四川总督兼川陕总督，两次来聘请，李也以身体病弱为由力辞。
金师爷的脾气
清末人汪康年在他的《汪穰卿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晚清有一位新到任的无锡县钱知县请了一位金师爷帮助他处理审判事务。这位金师爷正当少年，风流倜傥，经常出署冶游，很快就和惠泉山尼姑庵里的一个尼姑好上了，经常流连忘返。有一次钱知县遇到一个紧急案子，急需师爷帮忙，可等了三天，金师爷还是不见踪影。钱知县在堂上急得团团转，不由自言自语地埋怨道：“我请师爷是为了办公事，可三天还不见人，公事如何得了!”又过了两天，金师爷满面春风地回到衙门，有个仆人把钱知县的埋怨话传给了金师爷，金师爷勃然大怒，抓起砚台狠狠地往地上一摔，打点行李就要走人。钱知县知道了，赶紧跑来赔不是，再三道歉，可金师爷少年气盛，非走不可。钱知县只得送出衙门，还拿出一百多两银子权作送行。
金师爷拿了银子扬长而去，再到惠泉山尼姑庵盘桓。等到用完了那些银子，金师爷也消了气。那尼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金师爷不禁掉下眼泪，说：“我学习了三年刑名，才得到这个幕席，还没坐稳就丢了，再作师爷恐怕不易。可一无积蓄，二无家室，更无颜回乡。要是你也不愿意收留我，我也不知到哪里去。”那尼姑问：“你想做官吗?”金师爷吓了一跳，说：“我哪有银子去捐官!”尼姑道：“只要你真心对我好，娶我为妻，我的积蓄倒还够捐一个‘大八成’的知县。”（清末捐官可以分期付款，而能一次性付清80%的现银就可以优先选得实缺，号“大八成”）金师爷喜出望外，连忙赌咒发誓。那尼姑果然还俗嫁给他，拿出私房钱来供他捐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