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态贺龙案子错了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头同意。不久，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说到为175位将军平反，不能不提一下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
田维新，原名田俊卿，生于山东东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川东军区大竹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11军32师政治委员。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曾任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1958年回国后，任军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把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叫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吧。”
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过来。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生于湖北麻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
钟汉华中将生于江西万安，新中国诞生后，曾任四川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厅厅长、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田维新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很明白，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找来找去，最后找到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上将当时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后来还担任了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1979至1982年任成都军区政委，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
四上将聚集福州军区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集了4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获“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王建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春回国，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王建安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只好又去请示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田维新便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道：“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韩先楚还是不松口。田维新深感棘手，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李志民上将重新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4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