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28天，与社会上公开批判吴晗的同时，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了党内军内对罗瑞卿将军的批判。
毛泽东对自称是“主席警卫员”的罗瑞卿，一向很信任。1959年7月，庐山会议林彪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之后，中央任命林彪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毛泽东还按林彪的提议，将罗瑞卿大将从公安部长调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
怀有政治野心的林彪，总是处心积虑，揣摸毛泽东的心态。
林彪利用他的职位，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狂热地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之后，林彪又相继创造一系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口号，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万寿无疆”，等等。
这一切，当时都使毛泽东高兴。他不仅把林彪看作是自己最亲密最可信赖的战友，而且还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的一个报告里，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这个“批示”，实际是不点名的点名。相距不过六天，12月8日，在上海开始了对罗瑞卿的批判。
笔者看到这个文件时，正在北京市房山县五侯公社担任“四清”队长。当时感到很奇怪：“批示”的矛头是指谁呢?莫非军队也要搞“四清”吗?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到会总计61人，其中军队高级将领34人。
中央常委的同志全到了，但是除毛泽东本人外，事先谁也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议，不知道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
贺龙以为要开作战会议，从北京随身带了作战地图去，
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问贺龙：开什么会?
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周恩来总理说，主席叫我通知在上海开紧急会议，但不知道开什么会。小平、彭真等也都不知道开什么会。
罗瑞卿11月25日到上海。这时上海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罗瑞卿得知这篇文章是经毛主席批准发表的消息之后，立即电告北京，指示《解放军报》提前在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当时他怎么也想不到正是这根导火线，竟给全党全国全军及他本人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在上海，罗瑞卿向毛泽东请示说，他要到苏州去看林彪。
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到苏州跟林彪做了一次谈话。妻子郝治平问他谈得怎样?罗瑞卿说：谈得很好。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罗瑞卿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
1980年11月6日，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在家中告诉笔者，1965年12月9日，她同罗一起从上海到达昆明。罗是奉毛泽东之命到云南边界看地形的。而在他到昆明之前的8日这天，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但是将军却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罗瑞卿到达昆明的第二天，12月1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
这是为什么呢?开会的事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为何会有这样奇妙的安排和保密呢?他满怀疑虑地打电话问北京。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
12月11日下午两点，罗瑞卿夫妇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的子爵号专机从昆明到达上海。在飞机上，罗瑞卿一直伏身在地图上办公，直到秘书喊他，才知道上海到了。
罗瑞卿同夫人郝治平在虹桥机场走下飞机，发现前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郝治平告诉笔者说：这天，吴法宪一改往日奴颜婢膝的模样，满是横肉的脸孔，冷若冰霜，罗瑞卿感到有点异样。往日，吴法宪见到罗瑞卿，总是低头哈腰，毕恭毕敬，连开汽车门、穿大衣、脱大衣这些小事都做。
过去，吴法宪曾肉麻地对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说：“苏联人把斯大林称作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作父亲。”
吴法宪，今日怎么改变了面孔呢?
罗瑞卿夫妇怀着满腔疑虑，被安排到建国西路618号，后来是波兰领事馆的小院里。周围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将军失去了自由。
将军失去自由
1980年11月6日上午，郝治平同志沉痛地回忆着这段往事，详细谈到上海会议前后的情景。这位16岁投身革命的“三八式”老干部，长得端庄、白净、漂亮、大方，谈起丈夫受的摧残，禁不住热泪淌流。她对笔者说：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失去了自由，连续八年过着惨遭磨难的生活……”
罗瑞卿被勒令交待问题。当天，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找他谈话。周恩来总理说罗是没有罪的，是林彪揭发罗的问题。林彪揭发，今年二月罗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逼林彪下台的四点意见。这四条意见，叶群在这次会上做了揭发……
罗瑞卿头上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让他交待反林彪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后，当妻子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罗瑞卿流着泪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罗瑞卿整夜没有合眼。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林彪呢?罗对郝治平说：这几年，我为了工作，也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有些事情直接请示了毛主席或军委其他副主席。对此，他是多疑的，也是不满的，但这说不出口。其次，我和贺龙同志打交道，他怀疑我和贺龙有什么暗中活动。在林彪看来，我不应该“超”过他去请示主席，不向他直接汇报工作，引起他的嫉妒忌恨。
1959年，林彪推荐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后，曾对罗瑞卿说，我的身体不好，又不常在北京，你有事情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和其他军委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可以不经过我而直接去向党中央请示。
但是，当罗瑞卿真的这样做了的时候，林彪却又不满意了，断然下了整掉罗瑞卿的决心。
郝治平说：林彪为什么要整掉罗瑞卿?正像后来罗瑞卿所说：“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来，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罗瑞卿1906年出生于四川南充，早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由党中央派到苏区，参加工农红军，历任红军大队长，纵队、师和军政治委员。1932年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被敌人打伤了腮部，自称是“摸了一回阎王爷的鼻子”，“死”而复生，身负重伤，仍继续指挥作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罗瑞卿相继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为保卫党中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年起，任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为党培育了大批治党治军的人才。
1939年他率领部分抗大学员深入敌后。1940年，任八路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艰苦的岁月里，转战太行山区。抗战胜利后，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面对面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尖锐的复杂的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罗瑞卿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解放平津等重要战役。
建国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59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
邓小平代表党评价罗瑞卿说：“罗瑞卿同志是为人民所热爱、为敌人所惧怕的祖国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
但是，像罗瑞卿这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也难于逃脱劫难的袭击。尽管他是上海会议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却被抛在上海会议之外，像一头猛狮囚禁在铁栏里。
摘自《史无前例的年代》 作者：纪希晨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