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高倍放大视野里发现了４个红细胞；三天后，再一次为周恩来复检时，红细胞的数量变为８个！复检是由北京医院进行的，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九个大字。
但周恩来一如既往，以惊人的毅力和病魔顽强抗争着。
周恩来顽强地工作到１９７４年。这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时便凝成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他排尿不畅，异常痛苦。“有时疼得总理在沙发上翻滚。”“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疗随时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发心脏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这是１９９７年张佐良大夫在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家中对笔者讲述的。
从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起，周恩来不得不告别工作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西花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３０５医院住院治疗，从而开始了伟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到了什么？...
希望小平忍一忍
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在１９７５年８月份的一天，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疗无望，而在“四人 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事日非。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随时面临保不住职务的危险，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较靠后，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内的医生、护士全部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邓颖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来要高振普拿来纸笔，让他写东西。高振普帮助他做好一切，并帮他坐稳后，也转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来阻止了。事实上，周恩来当时长坐已很困难，必须有人扶着他。这时，周恩来用左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用右手颤抖着写字。邓颖超见状，便对他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 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邓小平安排到这种位置上，显然是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这种安排却急坏了“四人 帮”。
“四人 帮”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们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 件”、“蜗牛事 件”等等，千方百计要将邓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四人 帮”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从恨铁不成钢到直接的不满意，所以尽管“四人 帮”对邓小平一再告状，他都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结成“四人 帮”。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江青又串通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时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整顿”的结果是要翻“文 化大 革命”的案。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过：“我毛泽东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打倒了蒋介石；第二，搞了个文 化大 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来算“文 化大 革命”的账。
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 化大 革命的结论作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 化大 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我拜会了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他告诉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３０５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遗言骨灰撒大地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趋前打开骨灰盒，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一边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
邓颖超这里说的是周恩来的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考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殡葬改革问题上更是体现了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早在１９５６年，党中央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就向全党发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带头签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来为了给党员干部带个好头，早在１９５８年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２年分别埋在那里的岳母杨振德和父亲周劭纲的灵榇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再保留坟头，坟地交地方耕种。接着，他又在１９６５年的旧历除夕派侄儿周尔萃回到故乡淮安，做通周家有关亲属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淮安县委和地方干部群众，将他家在淮安东门外的七座祖茔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也交给了当地生产队耕种。后来他又说服绍兴有关族人，将留在绍兴的祖茔也都平坟还耕。
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远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脚步，仅仅平掉祖坟，还耕于民的做法还不够，对殡葬改革的推动也不彻底，因此，他又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对笔者说过，周总理、邓大姐夫妇俩认为，我们中国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从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从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约火化后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来却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他俩谁先去世。他认为，如果邓颖超先于他去世，他保证能撒掉邓颖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于邓颖超去世，他担心邓颖超办不到。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很快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周恩来遗体火化后撒掉骨灰，并最终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才有了邓颖超一边抚摸着周恩来的骨灰一边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句动人心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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