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纸片，三千年的记忆：1996年这套档案邮票，把中国古代档案史全讲透了

1996年9月2号，北京。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开幕。同一天，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特种邮票，志号1996-23，《中国古代档案珍藏》。四枚，面值加起来一块九。设计者是王虎鸣。

我是一名档案史研究者。这套邮票出来的那年，我刚开始接触这个领域。快三十年了，每次翻到它，还是觉得——邮票是方寸之间的东西，可这四枚票里装的东西，太大了。

第一枚：甲骨档案·商代龟甲

20分，发行量3674.25万枚。

邮票上是一片龟甲，上面刻着几行字。您可能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但您得知道——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成熟文字。商代的史官负责档案管理，文字被刻在甲骨上。占卜、祭祀、战争、收成——商王想知道什么，就把问题刻在龟甲上，烧一烧，看裂纹，然后归档。一片龟甲，就是一份三千多年前的“文件”。

我们做档案研究的人，每次提到甲骨文，心里都会涌起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千多年了，那些刻痕还在。它们没有被烧掉、没有被扔掉、没有被忘掉。它们穿过商周秦汉、穿过唐宋元明、穿过战争和饥荒，安安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等着后人去看。

《尚书》里有一句话：“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三千多年前的殷人，已经有档案了。甲骨档案就是最早的“册”和“典”。它们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份“纸质文件”——虽然载体是骨头和乌龟壳。

第二枚：简牍档案·汉代木牍

20分，发行量3674.25万枚。

邮票上是一枚木牍，上面写着汉隶。简牍是纸张普及之前最主要的书写载体。竹片叫“简”，木片叫“牍”。一枚简写不了几个字，所以一封文书往往要用很多枚简编在一起，叫“册”。您看“册”这个字的字形——就是几枚竹简用绳子穿起来的样子。

汉代是中国简牍档案的鼎盛时期。从西北的居延到南方的长沙，考古学家挖出了几十万枚汉简。上面记什么的都有——行政公文、法律条文、账簿、书信、契约。通过这些木牍，我们能知道两千年前一个普通县吏的工资是多少，一个边关士兵给家里写了什么，一个地方官怎么处理一桩土地纠纷。

我在档案馆工作的时候，偶尔会想：我们今天用硬盘存文件，三五年换一代设备，十年前的数据可能就读不出来了。可两千年多前写在木片上的字，到现在还能认。哪一种更“持久”？

第三枚：金石档案·明代铁券

50分，发行量2624.25万枚。

邮票上是一块铁券，明代的东西。铁券是古代帝王颁赐给功臣的“免死金牌”，上面刻着受赐人的功绩和特权。明代铁券是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铁券实物。它不是纸，不是木头，是一块铁。铁会生锈，但比纸和木头扛得住时间。所以叫“金石档案”——刻在金属和石头上的档案。

第四枚：纸质档案·清代国书

100分，发行量2099.25万枚。

邮票上是一份清代国书，满汉文对照，盖着皇帝的玉玺。国书是国家元首致送另一国元首的正式文书。清代国书是纸质档案的代表——纸张轻便、易书写、易携带。但从甲骨到简牍到金石到纸质，这条线索走到这儿，其实也走到了一个转折点：纸太脆弱了，一场火、一瓢水、一只虫，就能让几百年的记忆化为乌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清代国书，只是当年浩如烟海的纸质档案里幸存下来的极小一部分。

这套邮票的设计者王虎鸣，把“增强社会档案意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作为设计的主旨。四枚邮票按时间顺序排列：商代龟甲、汉代木牍、明代铁券、清代国书。甲骨、简牍、金石、纸质——四种载体，四种形态，串起来就是一部缩微的中国档案发展史。

1996年，国际档案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邮电部发行这套邮票，是在告诉全世界——中国有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档案传统。从商代刻在龟甲上的卜辞，到今天存进云端的电子文件，这条线没断过。

现在这套邮票市价大概2块钱一套。一块九的面值，2块钱的市价，三十年了，没怎么涨。可它值多少钱，从来不是靠价格来衡量的。每次翻开这四枚票，甲骨上的刻痕、木牍上的汉隶、铁券上的铭文、国书上的玉玺——三千年的记忆，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在方寸之间。它们替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你们不是从零开始的。你们之前，有人记了三千年。

一块九的面值，2块钱的市价。可它买到的，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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