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子没有写文票了，今天来聊聊文16《钢琴伴唱〈红灯记〉》。这套邮票只有两枚，面值加起来才一毛六，可它背后藏着一个“洋为中用”的大胆实验，还有一位钢琴家用琴键“救活”一门艺术的传奇故事。
故事要从1967年说起。
那一年，钢琴在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钢琴被称作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被认为“不能为革命服务”。热爱钢琴的音乐家们，眼看着这门艺术就要在中国“绝种”了。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他叫殷承宗，1941年生，9岁开始学琴，后来留学苏联，回国后成为中央乐团的钢琴独奏演员。他决心要用实际行动证明：钢琴也能为工农兵服务，也能弹奏咱们中国人喜欢的音乐。
1967年5月，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殷承宗和几个朋友大胆地把一台立式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在那里一连演出了三天，弹奏的都是群众熟悉的革命歌曲。
演出间隙，有观众提出想听京剧。殷承宗对京剧并不精通，只是凭着乐团里有过一次《沙家浜》的演唱经历，当天夜里顾不上休息，就把剧中沙奶奶斥敌的一段写了出来，第二天一弹，反应特别强烈。
就是这次偶然的尝试，点燃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钢琴为京剧伴唱。
想法有了，做起来却难。京剧是咱们的传统艺术，唱腔复杂，节奏多变，要用西洋钢琴来伴奏，谈何容易？
殷承宗第二天就去了中国京剧院，找到创作《红灯记》的刘吉典拜师。从此以后，他几乎天天“泡”在剧院里听戏、学戏。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几乎天天在那儿听，到后来自己都能唱了。
他还连续听了200多张京剧老唱片，同时钻研京剧鼓点，寻找京剧与钢琴的“接口”。为了找准钢琴与京剧结合的感觉，他向京剧院老师学习京剧鼓点，反复琢磨李铁梅、李玉和、李奶奶三个角色的唱腔特点。
“从技术上讲，钢琴伴唱《红灯记》比《黄河》难，”殷承宗后来回忆说，“为了‘裹’住京剧唱腔，钢琴的音阶走向和节奏切分都和正规的西洋音乐不同，如果没有接触过京剧的演奏者弹起来，是很难的。”
1967年国庆节，中央乐团在北京民族宫剧场演出。原准备的节目都演完了，可观众情绪很高，还不愿意离开。同台表演的京剧演员钱浩梁、刘长瑜几位商量了一下，临时决定再来几段京剧《红灯记》里的清唱，由殷承宗用钢琴即兴伴奏。
结果，大受观众欢迎！
这次成功给了殷承宗极大的信心。他继续埋头创作，把《红灯记》中12个著名的唱段改编成了钢琴伴唱，其中包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浑身是胆雄赳赳》等脍炙人口的唱段。
1968年6月最后一天的深夜，殷承宗正在熟睡中，突然有人来通知：中央领导要见他。在谈话中，领导对他的作品非常满意，并告诉他继续努力，决定在建党四十七周年晚会上让他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演奏这部作品。
196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47周年纪念晚会。殷承宗终于用钢琴伴唱了他创作的《红灯记》，演出地点是北京民族宫剧院。以毛主席为首的各级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此次活动。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殷承宗和剧组人员，充分肯定了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个“洋为中用”的艺术实验。
紧接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影片在全国公映。一时间，这部作品红遍大江南北。很多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钢琴的中国观众，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在这样一出特殊的剧目中，第一次感受到由钢琴发出的独特又雄浑的音色。
1968年6月至7月间，钢琴伴唱《红灯记》在北京首次公演，反响巨大。为纪念这一“洋为中用”的文艺新样式诞生，1969年8月1日，邮电部发行了这套《钢琴伴唱〈红灯记〉》邮票。
邮票全套2枚，由李大玮设计。第一枚是“李玉和”——中共地下党员、铁路工人，为保护密电码与敌人周旋，英勇就义；第二枚是“李铁梅”——李玉和的女儿，继承父亲遗志，完成保护密电码的任务。
在设计上，李大玮选择了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最富表现力的舞台形象，设计简单，主题鲜明，很能表现当时的时代特点。邮票采用影写版印制，刷色纯正，每枚面值8分，发行量各5000万枚。
回过头来看，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意义远不止一套邮票。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跟钢琴合作的京剧，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使当时处于淘汰边缘的钢琴获得新生，为钢琴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殷承宗后来回忆说：“这些作品影响巨大、流传极广，几代人都是听着它们、唱着她长大的。这些经典的旋律不仅带给人们美好的艺术享受，还把人们带回那个特殊年代，唤起许多难忘的记忆。”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弹琴的年轻人，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但每当我们翻开邮册，看到那两枚小小的邮票——李玉和一身正气，李铁梅英姿飒爽——仿佛还能听到，1968年7月1日那个夜晚，从北京民族宫剧院传出的琴声和唱腔，穿越时空，回响至今。
你听过钢琴伴唱《红灯记》吗？对李玉和、李铁梅这两个人物有什么印象？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