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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币文化》| 法度一统:量器里的中国统一密码

[日期:2025-07-08] 来源:中国金币网  作者: [字体: ]
来源: 《中国金币文化》编辑部 | 作者: 念 远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玻璃展柜里,静静躺着一件其貌不扬的青铜器。它没有后母戊鼎的雄浑霸气,也不似曾侯乙编钟华美精巧,但它却是中国度量衡史上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当参观者俯身细看时,这件名为“商鞅方升”的文物,便如同穿越时空的密匣,展现出横跨两个世纪、串联七国风云的改革画卷。




度量标准,奠基秦国崛起


公元前344年的深秋,秦国都城栎阳的官署里,大良造(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商鞅眉头紧蹙,这位曾经在河西战场大败魏军的改革家,正面临着一项比战争更艰难的挑战。随着废井田、开阡陌、平税制等一系列变法举措的深入,秦国各地度量衡标准不一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有的地方甚至“掬手为升”“迈步定亩”,严重阻碍了商业交易与税制统一。如何设计一个标准的量器呢?


思索良久,商鞅在木牍上刻下密密麻麻的设计图痕,命工匠按此烧铸出一个青铜量器。铜花飞溅,炉火照亮了他的脸庞。许久,匠师捧上一个呈规整长方形、一侧有柄的量器。商鞅拿出铜尺测量:通长18.7厘米,其内口长12.5厘米、宽7厘米、深2.3厘米,恰合当时秦尺五寸四分、三寸、一寸。至此,秦国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


量器左壁的铭文刻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大意为:秦孝公十八年,齐国派遣使团至秦国商议大事。同年冬天的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监制了这件标准量器。该方升的容积为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一升的容量。这件量器因此得名“商鞅方升”,也称“商鞅量”。


另一侧的铭文“重泉”昭示着商鞅方升的使命。在关中要塞——重泉(今陕西蒲城),它不仅被用来计量物体容积和农作物的多少,也是当时商品交换和农业赋税的重要计量依据。渭南的粟田里,老农颤巍巍地用方升舀起一捧粟米,谷物与铜壁碰撞出清越的声响,恰好与方升口沿完美齐平。“当记一升”,小吏熟练地在竹简上做好标记,一旁围观的楚商眯起双眼,仔细打量着那不过手掌大的器物,随后吩咐随从:“快将消息传回郢都!秦人此量规制恒定,往后和他们做生意不必再携带多套量具了!”


除此以外,商鞅还统一了斗、桶(容量单位)与权、衡(重量单位),以及丈、尺(长度单位)等一系列度量衡,并亲自监制了一批标准量器,要求秦人严格执行。这一改革举措有效保障了赋税征收的统一计量,使秦国国力迅速崛起,一跃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为日后扫平六国奠定了制度基础。而这件造型简单、没有繁复纹饰的青铜量器,恰似这一壮阔改革画卷上的一枚钤印,见证着华夏文明首次迈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百年流传,见证帝国统一


时间来到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征战,秦王嬴政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战火初歇,百废待兴,然而各诸侯国原有的经济文化制度大相径庭,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针对当时的混乱情况,秦始皇很快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等,以稳固国家的统治。


咸阳宫的大殿内,秦始皇不停摩挲着案头的青铜方升。他的目光落在方升底部,那里还未刻有铭文,这块商鞅时代留下的空白,好似在等待有人续写。很快,他便下定决心,颁布了一道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大意是:天下一统,人民安定,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状和王绾将商鞅既定的度量准则推行至全国,让天下人都知道并掌握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秦始皇特意命人将诏书内容铭刻在商鞅方升的底部。伴随着青铜表面迸溅的铜屑,商鞅设计的秦国标准被推行至天下三十六郡,它们好似一条无形的绳索,将原本各自为政的城邑牢牢聚拢在中央周围。一同加刻的铭文还有方升右侧器壁上的“临”字,它意味着商鞅方升已从关中重镇转调到河东粮仓——临城(今山西临汾)。新旧两组铭文相距不过几厘米,却横跨了120多年的岁月,从诸侯纷争到天下一统,从一国准则到天下之法,商鞅方升的流转轨迹,勾勒出秦国不断壮大扩张的版图。


此外,秦始皇还制定了严格的度量衡管理和校验制度:统一制作一批标准器具发至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被禁止使用;同时继续推行度量衡定期检查制度,规定“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即每年二月对全国的度量衡器进行查验,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


度量衡的统一大大促进了秦王朝的商品流通,使得各地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并有力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这个庞大的帝国延续时间并不长,但秦始皇为统一度量衡所设立的法令制度,为后世强化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可谓“商君虽死,秦法未败”,对于这位“商君”,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功过评判:《战国策》称赞商鞅“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太史公司马迁则评价其“天资刻薄人也”“少恩”。尽管商鞅因变法触动了世家贵族的利益,最后惨遭车裂而亡,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秦孝公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商鞅所开创的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改革制度,几乎完全被承袭下来,即使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变法实证,传承文明基因


古代量器流传至今的不多,且大多是民间使用的器具。商鞅方升以其精密的制作技艺,明确的容积记录,翔实的铭文内容显得尤为珍贵。商鞅方升以小小的身躯完成了度量天下的使命,不仅是商鞅变法的重要物证,也是研究秦国量制和中国度量衡演变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堪称不可多得的国家重量级文物。


两千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上海博物馆凝视这件青铜方升,依然可以感悟到古人的智慧密码:商鞅通过精确测量容器尺寸推导容积,首创以度审容的计量方法,其误差不超过0.3%,充分显示了当时精确的运算方法和严谨态度。


当然,商鞅方升的意义不仅仅是计量之器,更是见证了中国古代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熔铸流转之路。当灯光在方升表面投下光纹,那些跨越千年的铭文仿佛正在流动,从商鞅“平斗桶”的铿锵决心,到秦始皇“皆明一之”的豪迈宣告,诉说着一个民族对秩序和统一的执着求索。这尊古老的方升也时刻提醒着我们,所有伟大的文明飞跃,都始于对基本单元的精确界定;所有恢宏的时代变革,都离不开对公平标准的永恒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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