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说唱陶俑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了一件造型独特的陶俑。他正在说唱表演，神态诙谐，动作夸张，尽情而陶醉。这尊“击鼓说唱俑”高56厘米，由泥质灰陶制成，通体施有彩绘，被誉为“汉代第一俑”。
时隔68年，这尊陶俑被镌刻在了国家宝藏（统一气象）15克圆形银质纪念币的背面。跨越千年时空，那憨态可掬的笑容，依然温暖而治愈。历经岁月洗礼，那欢快热烈的鼓点声，依然在耳畔回荡。
经由纪念币设计师整体构图和现代造币工艺再塑造，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呈现出更多元审美色彩。细细品赏，不难发现，在方寸之间，在个体化塑造中，容纳了宏阔的历史与文化，讲述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艺术成就和审美趣味，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亮点纷呈：
其一，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击鼓说唱陶俑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击鼓说唱俑用写实手法刻画了一位正在说唱表演的艺人，细节极为细腻而丰富。他手执鼓槌欲击，身子微屈，蹲坐在地面上，右腿扬起，脚掌向上；他面部表情幽默，张口嘻笑，眯缝双眼，额前数道皱纹清晰可见；他的表演似已进入高潮，“得意”忘形，手舞足蹈，淋漓尽致。让人有身临现场之感，随之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击鼓说唱俑代表了两汉雕塑的最高水平，而两汉雕塑艺术又是中国古典石刻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后世的雕塑创作基础也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因而，在中国雕塑史上，击鼓说唱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它也证明了早在东汉时期，说唱艺术已日臻成热并广泛流传于民间，是中国曲艺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
“说唱”是中国曲艺艺术的主要特征，其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汉代俳优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他们往往即兴表演，边击鼓边歌唱。他们除了制造笑料，亦擅歌舞杂耍。做俳优的艺人，通常是侏儒，更增添了喜剧效果。
为最大程度还原雕塑的精髓，这枚银币背面主图案采用了浮雕制作和彩色喷绘工艺。浮雕工艺即在金属表面雕刻出凸起或凹陷的图案，形成立体效果，增加纪念币的观赏性。彩色喷绘工艺类似喷墨打印机打印纸张的过程，彩色油墨从喷头中喷出，直接喷射在纪念币表面指定区域上，该技术可在浮雕凹凸处实现全彩着色。在这两种工艺结合的“加持”下，说唱者从币面上“跳脱而出”，表情憨态十足、极其传神，伸头、耸肩等夸张动作惟妙惟肖。仿佛能听到他爽朗的大笑声，似乎也能想象出他正说唱的风趣内容。
其二，背景设计颇有匠心，与主体图案相得益彰，和谐统一。
围绕说唱俑的是汉代画像砖中的舞者及杂技人物，她们的姿态、方向与说唱俑形成动态呼应，生动再现了汉代乐舞杂技的热闹场景，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传递出蓬勃的生命力。
杂技盘舞画像砖 东汉
图源：成都博物馆
画像砖是一种有浅浮雕或阴线画像的砖，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作为一种具有装饰意义的建筑构件，始于战国晚期，兴盛于汉代，广为流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代画像砖在出土数量、砖块形制、画幅形式、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等方面，均丰富于其他时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艺术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也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也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与出土的说唱俑互相印证。
画像砖的工艺手法多为印模压印法，部分图像是刻画出来的，其雕刻技法有阴线刻、浅浮雕两种。线刻细腻真切，有阴柔之丽；浮雕浑雄苍健，有阳刚之美。阴柔阳刚，体现了中国传统美的基本要素。
为更好地表现画像砖的艺术风格，这枚币采用了镜面底面，陶俑则采用了精细激光喷砂工艺，保留了原作的古朴韵味。镜面效果使币面具有了平整、光滑且纯净的质感，为图案呈现提供了简洁高雅的背景；精细激光喷砂工艺极为细腻，棕色和银色以及浅灰色互相映衬，既突出了人物雕刻，浑然有力，又平实自然，画风质朴。尤为难得的是，币面布局层次井然，疏密相间，动静结合，富有节奏感。
整体观之，从视觉而言，说唱俑为核心，迎面扑来；5个辅助人物呈环绕之势，徐徐入目；下半部三分之一的圆弧形留白，或许是表演的戏台，“无物”胜“有物”，令人浮想联翩。这种构图巧妙利用了图稿设计中的分割形式，将画面主体与背景分开，增强了美感和鉴赏层次。通过疏密布局，也增强了画面节奏感。这种构图也象征艺术表演中的观演互动，听众正兴致勃勃地欣赏出色表演，再现了汉代市井娱乐景象。
静静品读这枚币，也似穿越回了东汉。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后，在日常生活和在艺术创作中，都呈现出了更“世俗化”和更“享乐化”的倾向，音乐、舞蹈、美术等在那个时代都得到较大发展，也成为我们今天宝贵的文化财富。
静静品读这枚币，说唱俑的笑容也印在了心间。那纯粹而极富感染力的笑容，那嘴角几乎咧到耳朵的笑脸，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欢乐。这位俳优似忘却了处于社会底层的种种不易，他似乎不是在为谋生表演，而是在为生活欢唱。这份乐观与从容的心境，亦是珍贵的精神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