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法——篆书（二）》是中国邮政在2011年4月发行《中国古代书法－草书》之后，时隔14年又一次发行的书法系列邮票。一套四枚，选取了大盂鼎、中山王厝铁足鼎、石鼓·吾车刻石、琅琊刻石作为邮票内容，每一枚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由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编辑设计部邢文伟设计。
大盂鼎（图片源自网络）
大盂鼎，作为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璀璨重器，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与毛公鼎、大克鼎在晚清时期一同出土，并称“海内三宝”，皆是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从书法艺术的维度考量，大盂鼎在成康时代独占鳌头，堪称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杰出典范，向来为世人所瞩目，其书法价值历经岁月洗礼，愈发熠熠生辉。
中山王
铁足鼎（图片源自网络）
中山王铁足鼎，战国青铜器中的杰作，静静陈列于河北省博物馆。它行文流畅自如，文字精美绝伦，风格独具一格，宛如中国古文字领域中一朵绮丽的奇葩。其铭文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美，在中山王厝铁足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铭文绮丽多姿、典雅飘逸，每一笔划都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极富装饰趣味，是战国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卓越代表作品，所呈现的悬针篆风格，更是为它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吾车石（图片源自网络）
石鼓·吾车刻石，这件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匠人精心刻在 10 个鼓形石头上的古老文字，它处于由大篆向小篆演变的过渡阶段，是一种尚未定型的独特字体。石鼓文对书法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历代书家奉为临习篆书的重要范本。因其刻于石鼓之上而得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无愧为“石刻之祖”的称号。
琅琊刻石（图片源自网络）
琅琊刻石，与著名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不同，它是刊刻于秦代的我国最早的一处摩崖刻石，现归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刻石铭文前半部分镌刻着 497 字，其中前 289 字详细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卓越功绩，后 208 字记录了李斯、王绾等随从大臣的名字以及商议石刻的相关事迹；后半部分刻有 79 字，记载了李斯等人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石刻上刊刻诏书的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琅琊石刻》中刻有秦始皇颂词的刻石已荡然无存，仅存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的加刻之辞，世称“二世诏书”。从书法角度来看，其笔画接近《石鼓文》，用笔浑厚圆融之中尽显秀丽之美。结体的弧形部分相较于《泰山刻石》更加圆活灵动，展现出活泼的意趣。左右两部分的合体字错落有致地布置，形成鲜明对比，有的还巧妙营造出险势，在不失对称与均衡的同时，显得多姿多彩。
如何将中国古代汉字书写艺术的精髓，完美地呈现在邮票这一方寸天地之间，把如此珍贵厚重的文化瑰宝呈现在大众眼前，成为了此次邮票设计的核心重点与最大难点。
此次邮票的表现内容是极为珍贵的书法拓本。据邮票编辑干止戈先生透露，为了寻找到这些不现世的独家收藏文物拓本，他不辞辛劳，与众多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最终才找到了理想的拓本。
《中国古代书法——篆书（二）》
邮票设计者 邢文伟
在设计过程中，我主要从两个关键方面着手。其一，针对设计方案中的拓本底色，摒弃了传统的纯黑色，大胆选用深灰色作为底色。对于斑驳的文字，进行了精心的选择性修缮。这个过程极富挑战性，既要在拓本上尽量展现出完整清晰的文字，让观众能够领略其书法之美，又要小心翼翼地保持拓本的原始风貌，其中的尺度把控十分艰难。其二，在书法篆书文字数量与大小的选择上，经过了反复的斟酌与考量。力求让文字大小适中、布局合理，既要让观众尽可能多地欣赏到书法篆书的独特魅力，又要充分结合邮票本身的特性。同时，我在邮票铭记的地方也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设计，将其制作成斑驳的质感，使得整个设计方案在细节上内外呼应，浑然天成。在邮票规格大小的设定方面，严格保持了系列作品的同一性。
我觉得，正是方案中这些精心雕琢的细节设计，赢得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与赞赏。最终，在众多设计提案中，我的方案脱颖而出，得以成功采用。在此，我要向给予我帮助与支持的同事以及专家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来源：北京邮票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