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集邮》杂志2011年第9期 作者:陈文骐
对集邮爱好者来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印制局的印刷车间是个神秘的地方，这里承担着中国邮政发行的许多纪特邮票、普通邮票、不干胶邮票、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以及社会上用的防伪标签、环保绿标、公园门票等产品的生产制作任务。车间里的职工们以过硬的技术、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年年岁岁紧张忙碌地工作着，为人们生产出一批批高质量的产品。
而先进的印刷设备，则是生产高质量产品的硬件保障。说到印刷设备，功不可没的当属格贝尔邮票印刷机。格贝尔印刷机是5色凹印轮转印刷机，通俗地说，它包含5个印刷单元，每个单元印刷一个颜色。机器开动后，要从机器的中间部位进纸，卷筒纸从机器的下部传输到第一个印刷单元，再上传到印筒里印刷。邮票纸每经过一个单元，被印上一个颜色的图案。完成5个单元的印刷后，进入打孔裁切工序，机器按预定的齿孔规格在已印好的邮票上打孔，然后进行裁切，这样，邮票的整个印制工序就完成了。在实施打孔工艺的情况下，这台机器的印刷速度能达到每分钟120米，也就是说，在1分钟的时间里，机器高速运转，可以印制120米长的卷筒纸邮票；而它的套印精度误差不超过0.05mm。因为这台设备的印刷速度快，套印精准，所以自1998年投入使用以来，承担了很多重大题材和工期极短的邮票的印制任务，包括1998年发行的《抗洪救灾》邮票，短短十几个小时就印制出来；还有1999年发行的《民族大团结》邮票，据生产部门测算，如果这套邮票用老的印刷机印制，4台机器要印一年半，而使用格贝尔印刷机只印了4个半月就完成了，合格率达到90%以上。此外还有2003年发行的《万众一心 抗击“非典”》邮票等，都是格贝尔印刷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格贝尔印刷机的成功引进，费了很大心血。在我到邮票印制局工作之前，当时的北京邮票厂就曾给上级主管单位中国邮票总公司打过一份报告，反映印刷设备老化，速度慢、精度差，多数还是1959年建厂时引进的，已不能适应邮票生产的需要。因此，北京邮票厂想引进原民主德国邮票厂的几台二手设备。因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后，不需要两个邮票印制厂了，要处理掉一些设备。当时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的专家，跟德国那边关系比较好，愿意帮助邮票厂以较低廉的价格买到这些设备。于是，北京邮票厂打报告给中国邮票总公司，再由中国邮票总公司上报给邮电部。我当时任邮政总局邮票处处长，所有有关邮票的文件都会送到邮票处，我们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后再逐级呈报领导。北京邮票厂拟引进德国二手设备的报告也先到了邮票处，为此，我向总局和部领导做了汇报。领导明确表态不要二手设备，要求待邮票管理体制改革后（当时邮电部正在研究改革方案），整体规划邮票厂的技术改造问题，按照 “新技术，高起点”的原则，有计划地引进先进设备。我1993年底到新组建的邮票印制局工作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按部领导的要求，组织制订邮票厂的技术改造规划。当时部里让我组织编制一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把邮票印制局建设成亚洲最先进的、位居世界前列的邮票设计印制基地。我们组织局内外专家，用半年时间制订出了一份邮票印制局的技术改造总体规划，报到邮电部。邮电部又组织专家反复论证后，于1994年年底正式批复，同意实施总体规划。而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引进先进设备。
随后，我们组织专家、技术人员多次研究，讨论到底引进什么设备。按照规划，我们要引进制版、印刷、印后、仓储等一系列设备，而印刷设备中，首当其冲是要引进一台先进的多色凹印轮转印刷机。技术处处长张曙明带着一班子人，征询了北京印刷界多位资深专家和生产车间管理人员及职工的意见，又接触了国际上多家印刷设备制造商，根据我们邮票生产的实际需要，最终确定以德国格贝尔公司为主要目标，进行技术和商务谈判。格贝尔公司是德国一家专门生产印钞和印邮票设备的老牌公司，它在离法兰克福不远的一个小城——达姆斯特丹。这家公司离火车站不远，火车站旁边是德国邮政的一个分拣中心，分拣中心对面就是格贝尔公司。那条街就叫格贝尔大街，不知是街道因公司而得名，还是公司因街道而得名，总之，足可见这家公司历史之悠久。
在引进机器的品种上，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引进雕刻凹版印刷机还是照相凹版印刷机。当时大家都很想引进胶印雕刻凹版印刷机，简称胶雕机。因为在我来邮票印制局工作之前，中国邮票总公司和邮票厂就讨论过多次，要引进胶雕机，以增加一个新的邮票工艺品种。但是反复研讨后感到，引进胶雕机当然好，但从技术上、工艺上、性价比上分析，都不太可行。尤其是胶雕机的价格非常昂贵，我们承受起来也有相当难度，所以最终还是决定引进五色轮转照相凹版印刷机。为此，邮票印制局专门成立了一个谈判小组，由技术处处长张曙明带队，与格贝尔公司及其代理商捷成洋行进行技术和商务谈判。捷成洋行最早是丹麦王国在中国上海开办的一家商贸公司，解放后搬到了香港，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现在捷成洋行的总部仍在香港，改革开放后，在北京的恒基中心设立了办事处。谈判小组多次与捷成洋行谈判，格贝尔公司亚洲区销售经理阿德勒以外方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整个谈判过程异常艰苦，在技术上是反反复复，死抠关键，确保先进；在商务上是讨价还价，唇枪舌战，以求最低价格。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谈判因为分歧较大而谈崩了，按照事先的安排，那天晚上本来应该是外方请中方代表吃饭，也取消了，阿德勒先生吵着第二天就要回国。我当时很不高兴，不让张曙明送他回酒店，让他自己走。曙明是个厚道人，当晚又向我提出，第二天他要送阿德勒去机场。我同意了，还信心满满地对张曙明说：“我知道，你是怕谈判完全破裂，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不用担心！我相信明天上班后，一定能收到对方的传真。” 张曙明将信将疑。果不其然，第二天上班后，我收到了格贝尔公司老板发来的传真件。对方表示：“虽然此次谈判遇到了困难，但我们有信心，此次合作一定能够成功，我们会竭尽所能为贵方提供服务。”张曙明看了传真后，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算落了地，他问我怎么知道对方一定会发来传真。我给他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阿德勒先生回到酒店后，一定会尽快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向他的老板报告。而目前德国经济不景气，格贝尔公司的生意也很淡。这套设备价值数千万人民币，对格贝尔公司来说，是一单很难得的生意，对方不会轻易放弃。所以，我估计对方老板会有一个表示。
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谈判已近尾声，但双方在价格上还没有取得最后一致的意见。有一天，我请格贝尔公司和捷成洋行的几位重要成员在北海仿膳饭庄吃饭。那天准备了五粮液，当时杯中都已经倒满酒，宴请还没开始，对方就开始提机器的价格。捷成洋行的总经理抱怨每次格贝尔公司的人来北京，都是他们代理公司承担一切食宿费用，因此价格不可能再降。我觉得对方很小家子气，当即表示，我们愿意承担对方来中国的一切食宿费用，但是要求他们把机器的价格降低1%。对方又不同意，就僵在了那里。为了缓和气氛，我开了个玩笑，说由双方各选一位最能喝啤酒的人比赛。我点131听啤酒，要求每方各喝下65听，最后剩下的1听，我方如果能喝掉剩下的最后一听，对方就把机器价格降低1%；如果对方能喝掉最后一听，我们就同意对方的条件。当然啦，这只是开玩笑，德国人说他们没有能够胜任比赛的选手，所谓比赛也就不了了之了。别看是吃饭，其实饭桌上一直在斗智斗勇。最后气氛缓和后，我们才举起酒盅碰了个杯，也就是说，一瓶五粮液每人只喝了一小杯。
据我们了解，德国人做生意比较实在，给出的价格水分不是太大，一般很难再往下压。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设备上有一些无关紧要的配置尽量简化，但涉及到技术、工艺、印刷质量和生产安全的配置绝对不能简化。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谈判，最后谈妥的价格比最初的报价降低了200万马克。据说，这件事轰动了欧洲印刷界，很多欧洲印刷界同行佩服我们能让格贝尔公司少赚了200万马克。
经过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和格贝尔公司终于达成了协议，要派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德国验收设备和接受技术培训。这时，大家就考虑，验收后试印时不能用德国的邮票纸，因为把机器运回国内正式生产时，要用国产邮票纸，如果用德国纸试印时很成功，回来后国内纸不适应怎么办？于是，我们让上海江南造纸厂专门生产了一批影写版邮票纸，发往德国，用于新设备的试印。我们从邮票印制局相关处室和生产车间挑选了10名技术过硬、工作认真、遵守纪律、接受和表达能力较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赴德国参加验收和培训。在他们出发前，还专门集中做了一次培训。培训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外事教育。要求他们遵守外事纪律，注重礼仪，维护祖国的尊严和形象。二是技术教育。请谈判小组人员给他们讲解新设备的构造、功能和工艺原理，帮助他们对格贝尔印刷机的各个部件有个初步认识。三是外语学习。请随团翻译教授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和设备主要零部件的名称。培训期间，我和党委书记石振平亲自讲课，要求他们在国外勤奋工作，努力完成任务。在德国验收、培训期间，这些同志都非常刻苦，他们白天在格贝尔公司的车间里随同德国技术人员组装新机器，试印新设备，晚上就看图纸、记笔记、学外语，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刻苦的学习精神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得到了格贝尔公司的高度赞扬，原计划在培训期间的法定公休日安排代表团在附近游览，被感动了的格贝尔公司临时决定改变计划，安排我方全体人员去法国巴黎旅游，作为奖励。
格贝尔公司专门为我们制造的5色凹印轮转印刷机，通过了一系列厂验、测试和试印，即将启运到中国。阿德勒先生又一次来到邮票印制局，商谈设备安装的准备工作。当他来到准备安装新设备的印刷二车间时，看到几百平米的厂房非常老旧，门窗四面透风，地面坑凹不平，墙面挂满灰尘，照明残缺不全，非常不满意。他说，这个厂房怎么能安装这么先进的设备呢？洁净度、温湿度、光照度都不符合要求，这将大大影响设备的运转和所能达到的印刷精度。我们说，这个厂房马上就要开工改造，改造完成后，一定会达到要求。他说，只有3个多月时间，能改造好吗？我们说一定能搞好。他不再说话，只是不停地摇头。3个月后，我们顺利完成了印刷二车间的改造。整个车间整洁一新，洁白的墙壁、淡绿色的水磨石地面、一排排整齐的照明灯、大面积的防弹玻璃窗、完善的温湿度调节设备、先进的监控和安全门禁系统，整个厂房以现代化的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格贝尔印刷机运抵北京后，阿德勒带领了一个设备安装专家组来组装机器。看到焕然一新的车间，他惊讶得不得了，非常佩服中国人的办事效率。
在组装机器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机器上有几根衬不是很直，车间工人本以为拿锤子敲直了即可。但是德国专家组的组长坚决不同意，表示一定要更换新的，于是他们马上安排从德国空运了新的部件过来。他们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们很敬佩。机器组装完成后，德国专家组自发地在车间里筹划了一个小型的庆祝活动，邀请我参加。我一踏进车间就呆住了，机器上挂着中国国旗，工作台面摆上了一位专家特地从德国家乡带来的自己酒庄酿造的红酒。我和专家组组长先后致辞，大家举杯庆祝格贝尔5色凹印印刷机试车成功。欢快的场景给在场所有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当时这台格贝尔印刷机还在试运转，还没验收。按照合同，没验收的时候只能印制不带经营性质的试印品，不能印刷可供出售的正式邮票。为了能保质保量、及时完成《抗洪救灾》邮票的印制任务，在和德国专家组沟通后，他们破例同意我们在机器试运转阶段就开始印制《抗洪救灾》邮票。自此，格贝尔印刷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们只用十几个小时，就高质量地完成了《抗洪救灾》邮票的印制任务，为当时全国人民的抗洪救灾斗争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