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佛国的巡礼

设计上的创意要屡出新意犹如登楼，虽然越高步履愈艰，但“九层云外倚栏杆，无限游人举眼看”的风光无限，却非常人能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云冈石窟金银币将中国佛教石窟造像完璧全景呈现与世人，为石窟造像系列的全家福奉献出一个圆满的结局。毕竟是系列的最后一套，为追求完美品质，云冈石窟确实显示出超乎寻常的精致，佛国群像的丰姿令人叹为观止，顶礼膜拜有如暮鼓晨钟。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为欣赏它的人而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石窟造像又何其不然，以石刻显示佛像的立体生命。站立在一座座、一列列这一众神秘的大佛面前，冥思畅想，啧啧唏嘘和惊叹声里，令人心驰“神”往，目迷神眩。 

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应文成帝之请，于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首先开凿窟龛五所，就是现今云岗的第十六洞至第二十洞，为先祖追善荐福。每窟镌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此五窟每一窟的佛像仿皇帝面容所造（是代表从道武帝至文成帝等五代帝王），此为大同云岗石窟的开端。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亦是北朝佛教“皇帝即如来”的思想表现。此为佛教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的典型事例。

我们在关注云冈石窟这段历史时，不妨做一次原影重现，籍以展望同时代的佛教在中国的流行状况。那么在云冈石窟建设周期前后，佛教界到底发生了什么？用东晋名僧道安的话来说，就是“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北魏文成帝是当时崇佛礼佛的“带头大哥”，由于他的推崇和倡导，一时间“佛”靡全国，其对佛事的热衷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几位痴佛皇帝相比肩。推究下来全在于佛教有“助王化于治道”的政治功能，更有深悟个中奥妙的僧侣一众推波助澜，满足上层建筑利用佛教巩固政权，神权追逐政权，甘为帝王者用，反映了当其时中国北方政教关系的实际情况，故而佛教在北魏一朝的发展极为隆盛。 

北朝的多数皇帝是笃好佛教的，驰名海内外的佛教雕塑群—北魏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就是在其间开凿并兴盛起来的。由于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和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现世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成佛的消极的出世思想，与“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的中

下层民众的“非分”之想，合并作一种精神力量，也有助于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的地位；再者，通过多年佛道之间的“搏杀”，道佛两界追求今生和追求来世之长生不老和因果报应，优劣高下的验证不言自明，遂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中国化，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北魏历朝皇帝除了明元帝的儿子太武帝例外，从道武帝、明元帝、文成帝、孝文帝和宣武帝都十分重视对佛教的扶植和利用，佛教界通过寻求君主的扶持来弘法兴教，并且基本上确定了为封建王朝统治服务的发展走向。这种佛对王权的俯伏礼敬，直接表现在曇曜五窟的造像上。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儒道两家互争短长，此消彼长，形成中国文化思想上儒释道三驾马车。自“永平求法”以来，由于历朝历代皇家与佛教的扶植和推崇，加之佛学思想的不断纯化，弘扬佛法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贡献可谓影响甚大。在政治、社会、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图绘及雕塑等诸方面，我们今天还能瞻仰得到的佛教盛典时期的杰作，举其荦荦大观而言，如云冈石窟、龙岗石窟、敦煌壁画等，都是举世皆知的经典大作。

佛雕形象意在引起崇奉者的崇高感，崇高是伟大心声的回响，是对被崇拜者的尊敬、迷信。因此，反观云冈石窟的佛像实乃大手笔的匠心独运，大有境界雄阔非凡的佛家气度，令向往佛国世界的信者有超然世外才能找到的感觉。正是这个佛国气象，把中国古代石雕艺术和佛教精神推上了照耀千古的最高峰。

佛教石雕，以石雕开礼佛教化之先，对释放和扩大中国风格的石雕的表达功能也起到过无以替代、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像惊风掠地，闪电腾空，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使无声的画面，转化为有声和视觉形象的审美对象；多么古朴永恒的雕镂，像从历史的深处腾发出深邃的、高古的呼唤，而且直到今天仍在中华大地上激荡出审美的潮涌！他们像一列列威武的仪仗，炫示天朝的天威、佛国的永远辉煌。今天，站在云冈石窟这座历史的遗迹上来追忆北魏时期的这场盛大的“造佛”运动，又将作何感想呢？北魏朝早已是过去式，往日的辉煌也尘埃落定，穿过云冈石窟厚重的历史遗存的大幕，从这座经过保护修葺的石窟，从这些已经焕然“如旧”的佛像头面，仿佛又重回那段历史的烟云中领略它那往昔的光华和繁荣。千千万万个刻意营造出的佛姿百态，一切都没有过去，只有它能经得住时间风雨的侵蚀，保持着不甘逝去的斑斓纹饰。“壁立千仞无依倚”，从这里辐射出来的历史遗迹、石雕奇迹，数千年来一直震撼着后人的心灵，而且万古长青，成为名标史册的民族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