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2月03日
人尿泡出“旧瓷器” 对于河南省禹州市此类瓷器，河南收藏协会陶瓷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陈景顺称，属于高仿的，不少是有意打烂，打烂以后又修补，给人误导。现在很多市场上出现的都是发乌发黄、做伪做旧的东西。 负责瓷器鉴定的四川成都名家赵德均介绍：“目前‘旧瓷器’在古玩市场上很畅销，但也是假货最多的，因为瓷器造假最容易，一些造假手法让人真假难辨。一般瓷器造假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按照古代的样子将瓷器做出来；第二步是将它做旧，以表现它的‘古’。”赵德均讲述了一个造假的趣闻：造假者先买回一些新的瓷器，用人尿加消毒液，将瓷器泡进去，泡过半年后，洗掉本身的颜色，然后再在这些去釉的瓷器上让画家在上面画出古色古香的图案，喷出仿古的釉色。 不过这些都是瓷器造假的雕虫小技，与以新充旧相比，“补货”是最难鉴定的。造假者到四川各地古窑场或坟墓遗址搜罗大量的“垃圾”残片，然后，用残片拼凑成一件完整的赝品。这种方法制造的瓷器，即使鉴定专家采用先进的多点取样的办法，得到的分析结果也一样是“真品”。在市面上，这种拼凑的赝品，一旦成功通过专家鉴定这一关，原本仅值1万多元的东西，一下子就超过了20万元。 骗子屡屡得逞 中空的装饰品灌进沙土充分量，外面沾上点泥沙，就拿去充当工地施工挖出的“古董”卖。不久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分局刑警一中队成功破获一起伪造古董改销一条龙诈骗团伙，抓获团伙成员9名，据悉，该团伙曾在北京、银川、包头、唐山、秦皇岛等地交叉结伙作案数起。 据办案民警刘警官介绍，“销售”时，卖“古董”得穿“工作服”。该团伙主要销售“古董”的地方是早市或者集市。在卖“古董”时，所有人都要穿上“工作服”——建筑工人的衣服，戴上黄色安全帽。他们假称所卖物品是从工地刚刚挖出来的“宝贝”。这些人基本上一起外出，在火车站分手后奔赴不同的集市，卖完后自行返回旅馆。 砍价格，要多高价看买主情况定。刘警官在秘密侦查时发现，“古董”卖出的价钱不一样，成品的十二属相最低七八十元就能卖出，高的可达几百元。据团伙成员交代，他们价钱是看买主来定的，看着买主不懂装懂，而且很有钱的样子的时候就会高价讨要，如果看着没钱的样子就贱价卖出。有必要时，可以让自己人来当托，说这件古董有多么多么的好，进价10元钱的东西就可以卖到几百元。他们在汽车站等地出售“古董”，短短3天时间就加工出售“古董”13件。 这些伪造古董之所以能够顺利出售，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利益的推动。人们手上有了闲钱，开始抱着投资的心理买古玩。而文物艺术品升值的潜力非常大，拍卖市场基本上是一年升值30%至50%，有些文物过两年再拍，升值一倍，这大大刺激了有钱人将资金投向这个领域。 著名鉴赏家王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古玩仿制高潮，前两次高潮一个在宋代，一个在民国。当代文物仿制登峰造极，整个市场光怪陆离，耸人听闻的事时时在发生。”古玩市场并非一般市民所能涉足，所需要的专业知识非常强，能淘到宝贝的也是极个别人。 古董造假很正常吗 为啥别的东西造假有人管，但是古董造假却很正常，自己走眼就算自己倒霉呢？或许这就是古玩的魅力所在。古玩，顾名思义玩儿的就是历史的文化积淀，玩儿的就是时间的积累。从古人开始欣赏古玩的时候赝品也随之走向了市场，仿古自古以来就算是一种生产力。举个例子，康熙时期做了很多仿制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在当时来说就是假的，就是赝品，可是到了民国的时候康熙时期仿制的假货也十分难得，十分稀少。 同样的例子，民国时期仿制清三代或明代的瓷器，现在也是很难得，价格往往比同一时代的物品还要高。 中国艺术品的造假史源远流长，自汉代始，后朝仿前朝就非常流行。造假大体分两种情况：一是崇尚古人古物而仿之，二是受利益驱动而仿之，现在绝大部分造假属于第二种。其实对于艺术品的造假也不能一概否定，就拿书画来说，当年张大千仿石涛的山水画作，骗过了很多大收藏家的眼睛；齐白石晚年作品上的工笔草虫几乎都是学生画的；明代大画家仇英仿的《清明上河图》在拍卖会上争到几十万；故宫目前收藏的古代书画中，相当一部分是后朝仿制的。另外，真假由谁说了算？对一件东西专家说法不一，是经常的事。还有所谓的科学检测手段，目前也已被造假者所攻破。因此打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大概就是目前打假没人管的主要原因吧。怎么办呢？一是提高自己的眼力，少交学费；二是遇到把假货当真货卖，骗钱数额较大的，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缺乏严格的行业标准 在北京朝阳区CBD工作的付玉强，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对收藏品一直情有独钟，有了点积蓄后，2009年，在北京潘家园市场，他花费了3万元淘到了一幅董寿平的国画《兰石图》。然而第二天经行家鉴定后，确定为赝品，当时他就直奔潘家园市场管理中心讨要说法，却没有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一位人士对此表示：“古玩虽是特殊商品，但消费者遇到欺诈，只能自认倒霉。法律上，我们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具体条文。” 缺乏严格的行业标准，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和调控，从生产到流通，一大批复仿的赝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市场。一旦某项工艺品产业沦落如此，那么其信誉度和价格就会迅速降低，不但仿古产品，连正常的工艺品生产也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最终成为“地摊货”。 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曾作为国礼赠送给5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唐三彩，其生产厂家在洛阳一哄而上，最泛滥的时候，达到3000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个体作坊。 他们或仿古做旧，或以次充好，市场销售更是无序，在街头巷尾随意摆放，公开压价，国宝级的文化精品就这样沦落为便宜的“地摊货”，无人理睬。 因此很多文物专家和仿古工艺品作者认为，国家有必要出台管理措施，规范仿古工艺品的制作，仿制产品要有明显标识，才能让仿古工艺和文物市场都良性发展。在2009年12月8日的王世襄先生追思会上，文物收藏专家马未都对本刊记者说：“清晨的北京有两个地方总是人头攒动。一个是天安门，人们在等着看升国旗；另一个就是潘家园藏品交易市场了。”近几年，收藏行业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持续升温。有人是爱好，有人是看中收藏背后的经济利益，有人则是用来洗钱。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于收藏的大部分古董来说，“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的价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句关于经济学问题的论断。 自文物、艺术品进入市场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藏也从一种单纯的爱好行为转变为一种爱好与投资兼有的行为，任何一个收藏者最终都会与自己的藏品分开，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改革开放之前所有的收藏品都藏匿得非常严实，30年过去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一些藏品便开始悄悄地出现在一些重大拍卖行中，或者在一些行家中私下流转开去。 藏品的收藏也是有其阶段性的。当藏家的藏品价值不断被证明升值的时候，总是有些藏家耐不住性子，这也就距离出手不远了。但是对于大玩家而言，如果藏品出不了手，则说明你的收藏失败了。对于一个现代收藏者来说，引入经济学的投资思考是必要的。怎样以有限的金钱拥有藏品，并且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这是藏家普遍关注的。 普通经济理论不完全适用 对于藏家而言，普通的经济理论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经济学所阐述的基本理论是：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影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那么收藏行业是否也适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呢？ 一般而言，有资金投入实力和愿望的人或团体的投资行为被界定为两部分：稳定性投资和风险性投资。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两种投资的转换也在同时进行。特别是在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多数的经济体都受到了冲击，而收藏行业的历史特性使其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稳定性投资。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人们减持金融实体投资而增加艺术品收藏投资，似乎是大势所趋，似乎也是明智之举。艺术品拍卖行情看好倒也顺理成章。但是要考虑的是，对艺术品的评价和投资是否可以完全适用供求影响价格的理论？ 业界通常对藏品的评价是：以消费(即观赏)为主、保值为辅。藏品不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人们对吃穿住行的消费是基本固定的，不会有剧烈的变化。而收藏品的消费量却明显受到收入增减的影响，是弹性很大的消费品。 当收藏者手头较为宽绰时就会多买些藏品，而当手头紧张时则会少买或不买。以此来看，金融危机由于削弱了原有藏家的实力，只会大大限制他们的购藏欲望，而不可能去鼓励他们增购艺术品。 因此，艺术品市场与金融市场是一种一损俱损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据此也许可以预言：金融危机背景下拍卖市场就总体而言，只会降温，而不会火爆。所以对藏品的投资是不能够完全按普通经济学来考虑的。 藏品未来价值最重要 圆明园中流失国外的兽首，1985年在美国只值1500美元，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文物保护的大众概念。1989年，马首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8.1万英镑成交；2000年，虎首、猴首与牛首被中国保利集团分别以1544.475万、818.5万与774.5万港元拍得；2007年，还是同一尊马首，价格却暴涨，最终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购得。2009年升到了3419万欧元，因为这时的中国已经很注重自己的文物保护了。从几千块钱飙升到现在的几千万就是一个最实际的文物价值受重视的例子。 可见，藏品的存世量越少，价值就越高；存世量越多，价值就越低。这个原则可以作为选择藏品的参考，但不是唯一。那些发行量很大的纪念邮票、纪念钱币、纪念章，还有非限量发行的招贴画等供求量弹性很大的藏品价值也是很高的。收藏的意义被界定为3点：首先，该藏品是否含有人们所欲知的信息。如果是，那就可能产生较大的需求，它就拥有收藏价值。其次，藏品所拥有的潜在价值是否被人们强烈关注，是否具有非凡意义。最后，一旦藏品的特殊意义被发掘，是否市场的供应量也能迅速增加。只有藏品拥有人们欲知的信息，这种信息又极为重要，而且市场又无法充足供应才有收藏价值，也会有巨大的升值空间。 文物收藏的价值是多范畴的，它不仅包含了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但是为了让大众更加明晰文物的价值概念，通常换算为完全的经济价值来表述，这样会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价值概念。文物鉴定专家说，一幅宋代的名画价值数千万元并不是说它就肯定能卖几千万，是说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总和是价值千万，如果真是出售也许几百万都没人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有行无市。 河南视台的品牌鉴宝栏目《华豫之门》，在收藏专家对藏品鉴定真伪的同时还增加了市场观察团。专家给的是整体艺术价值的估计，市场观察团则结合市场交易信息给予市场售价的参考，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通常说的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对现在的投资收藏行为不仅仅要看藏品的行情，还要看它的“市情”如何。知“市情”、懂诀窍，获得丰富的经济收益才会成为可能。 市场流通才能收益 一件藏品，只有流通才具有价值。深埋地下的文物是没有价值的。想让藏品增值，就要让它流通，而作为收藏者只能赚取一个升值环节的利润。我们常听说有人把藏品出手后又花更高价钱买回来，再以更高的价格卖掉。收藏经济学认为，只有经过足够数量的流通次数，藏品的价格才能实现大的增值。这就是古玩界乃至收藏界常说的“高来高走，低来低走”。 据荣宝拍卖行的陆红梅介绍：荣宝第66期拍卖会如期于2009年12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开槌，17日至18日预展两天。作为2009年年度最后一场拍卖会，荣宝推出了5个专场约1400多件作品来满足藏家们的需要。继秋拍推出的名家小品专场获得良好反响后，这次拍卖也设立了名家小品专场，以及古董珍玩、中国书画专场。 一件藏品，包括找寻的辛苦、周转的利润、一次次的增值，还有由于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最终都由后来的收藏投资者埋单。这样看来似乎冤大头总在后面，其实也不然，藏家只是在别人苦苦寻找、对比、参照、淘汰、选择、流通、交换等等的基础上，摘取其中最公认的硕美果实而已。这一点上，最后藏家又是最大的赢家。而且历史是延续的，每个藏家也只拥有藏品的一个时期，拥有者总在未来。 藏品的价值也永远只有未来才能判定。“如果要把我写进稿子，希望你能用我的外号——彩陶三，因为在家里我排行老三，又是靠着7件彩陶才在北京扎的根。”在这次采访之初，彩陶三这样告诉《记者观察》记者。 彩陶三、万历赵、青花王等这些明显带有纪年和器型的外号，听上去才能够符合潘家园的身份，也就是这些外号，造就了很多至今仍让圈内人津津乐道的财富神话。作为二道贩子的他们，曾经是农民，而现在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二爷”。 “鬼市”里的第一桶金 9年前的隆冬，当彩陶三拎着17件从甘肃老家收购的彩陶和青灰陶罐来到北京时，压根没有想到在北京一干就是10年，更没有想到会成为圈内排得上号的人物。和几乎所有的“二爷”一样，在老家靠锄头和镰刀生活的他，没几年就走上了倒卖藏品的路。“北京人肯出钱，只要能把手里的货出了就行。”这是他最初来北京的想法。 2000年的潘家园，和现在比，自然冷清了很多，但出名就出名在它的“鬼市”上，那时候的“鬼市”交易量甚至要大过白天的市场交易量。著名收藏家马未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北京，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只有两个地方人头攒动，一个是天安门，一个是潘家园。” 彩陶三刚来的时候，就在潘家园附近租了一间旧屋，天天赶“鬼市”。“那时候很辛苦，尤其是冬天，很冷，还不敢穿太多，万一市场纠察队或者工商局来人，跑起来也利落。”就这样，他在“鬼市”赚取了来北京的第一桶金。半年后，有了10万元钱的他作出了一个决定：留在潘家园，留在北京。从此，他踏上了无数“二爷”走过的路：先靠手里的真货积累人脉，构架关系网，手里的存货卖完后，再到民间收购或者直接通过别人介绍购进大量的赝品，真的假的掺着卖。“别以为来买古董的都是眼力好的，其中的‘棒槌’多着呢！” “棒槌”最好骗 “棒槌”，又叫“烧包”“肉鸡”，是“二爷”们对那些鉴定水平明显是个半吊子但却自信满满想来“捡漏”的藏家的统称。 “这样的人最好骗，是我们最喜欢的顾客。”通过彩陶三的面授，记者对于“二爷”们的宰客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很简单，无非就两招，一招是“借刀宰人”，另一招是“故弄玄虚”。“借刀宰人”就是用“托”来套买家。最初的“托”来自于周围的那些摊贩或者小伙计，但是后来行不通了，因为一回生二回熟，总是露熟脸也不行，容易穿帮。有了这样的顾虑之后，一个行业便应运而生了，那就是职业的“托”。彩陶三戏称他们为“文物蚯蚓”，专门用来钓“棒槌”这种“鱼”。这些人也多来自农村，多是“二爷”们的乡里乡亲。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在市场转悠，当某个摊主需要他们来“钓鱼”的时候，他们就凑上来，用诸如“逛遍了市场，总算看见好东西了”之类的话语来引诱买家，交易完成过后再来摊主这分成。 另一招“故弄玄虚”就得看“二爷”的表演功力了。“兄弟，没看新闻啊，我这货是他们从地下起出来的。这不，现在人进去了，托我把东西卖了，打点关系。”在说这些话的空儿，同时做出左顾右盼，怕别人听见的动作。“一般这两招出来，‘棒槌’十有八九就买了，虽然价钱大，但他心里肯定很满意。” 说到最不喜欢的顾客时，彩陶三并没有将矛头指向国内的专业藏家，而是指向了外国人。作为北京城数一数二的古玩交易市场，潘家园在吸引着国内藏家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来此淘金。但外国人比较精明，很难让他们出手，甚至就算确定是真品，他们也会衡量再三。并且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会时常在价格方面跟摊主们产生分歧，你伸出来三个指头，他们不往三万、三千上考虑，而是在说三百，甚至是三十。他们的这种近乎耍赖的行为，常常让“二爷”们恼火不已，甚至不想做外国人的生意。对此，彩陶三总结出了一条古玩生意和纪念品生意的大不同来，“纪念品哪个老外都想买，确实也就买了；古玩老外也想买，可他就是不买。” 来自仿品的屠杀 如果现在问任何一个藏家，出去淘宝最怕什么，他们十有八九会说怕买到赝品，而彩陶三的说法也确实印证了这种担心。长久以来，潘家园充斥着大量的赝品和高仿品，甚至赝品的数量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国内其他的古玩交易市场与潘家园如出一辙，就连货物的源头都几乎一样。有一位藏家说过这样的话：“仿品就像是一挺机关枪，没突突几下就把真品全都屠杀了。”长期以来，古玩交易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都一直被交易的双方所遵守，那就是卖出去的货物就像是泼出去的水，无论真假都没有退回的道理。所谓的“三包”“售后”，在这里绝对行不通，这很有点赌博的味道。“富贵在天，买定离手”。正是出于这一点，像彩陶三这样的“二爷”们才会有恃无恐地将赝品往外卖。“只要卖出去了，就不怕他找回来。”“什么都可以坏，但规矩不能坏！” 另外，这些年的科技进步也为仿造古物大开方便之门。资深记者吴树，曾经在他的《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提到了瓷器釉面老化的新方法，很简单，只要在机场过一下X光，一秒钟就能使釉面老化两百年。用高科技仿制的东西，不管你是“宫内的”还是“宫外的”专家，一概鉴定不出来。“就连我这卖仿品的，有时候新东西一出来，都不知道真假！”彩陶三坦言。而那些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就凭借着书本上的几张照片甚至是素描来辨别文物真伪的“半吊子”，就更不用说了。 千万元之后的归隐 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持续升温，文物市场交易量也在飞速提高。以北京潘家园为例，年交易量是以数千万计的，在2009年8月底，还创下日交易量20万元的记录。而这些数据，就是由数千个像彩陶三的“二爷”和无数个“棒槌”缔造的。而这些，还将一直延续下去。“干这一行，心里说没鬼，那是骗人的，且不说那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就是卖赝品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今年干完，我就回老家，开个工艺品店，就纯粹地卖工艺品，到时，我这‘二爷’也就该退休了！”彩陶三告诉记者。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架鹰捉兔、挈狗捉獾……王世襄老人皆乐之不疲；倾心葫芦、收藏家具、刻竹漆器、著书立说，他样样出色。而且以“玩”为生的他，居然玩不丧志，竟然把“大俗”玩成了“大雅”，甚至玩出了好几门“世纪绝学”。不久前，王世襄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中国文化界又少了一位大师。根据王老生前愿望，过世后不举行追悼会，不设灵堂。 94岁不减爱国热情 2009年12月8日，王世襄先生追思会在中国文物遗产研究院9楼会议室举行。单霁翔、罗哲文、傅熹年、耿宝昌、谢辰生等文博专家以及王世襄之子王敦煌，出席追思会。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首先转达了温家宝、李克强等领导的沉痛哀悼和对家属的慰问。他说，在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颁奖仪式上，近90高龄的王老仍能用流利的英语宣读答谢词，“王老先生精通中国古典文学、书画、雕塑、金石、建筑等，并能独辟蹊径，深入研究鲜有人涉足的家具、髹漆、竹刻、鸽文化等，在这些领域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2008年6月上旬，我登门拜访王老。王老当时已94岁，但他头脑清楚，谈笑诙谐、幽默。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失事的直升机残骸找到了’。他指的是在汶川大地震中执行搜救任务而失事的那架直升机。我听后不禁愣了一下。王老一生对祖国和人民的爱，由此可见一斑。”在陈进玉眼里，王世襄是一个始终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人。 70年前，日本在占领中国领土的同时对中国进行了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文化侵略。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抗战一结束，王世襄即参与了防止文物外流和抢救流失文物回国的工作，可谓劳苦功高。 1945年10月，由马衡、梁思成推荐，王世襄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时年31岁。当时他的工作主要涉及：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收购收藏家郭葆昌瓷器；追回美军少尉非法接受的日本人瓷器；收购长春存素堂宋至清代丝绣；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的故宫文物；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等。 这些珍贵文物如不是当时及时收回，恐早已流失海外了。 一生保护文物 追思会现场，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带来了早年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该会刊在1930年至1945年间印行，是一份全面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重要刊物。在这本会刊中，收录了王世襄1933年测绘、考证四川南溪李庄宋墓的文章——《四川南溪李庄宋墓》。 罗哲文回忆起当年与王世襄在南溪李庄宋墓考察的岁月，即兴赋诗一首：“难忘六十六年前，古迹班门习调研。杂草丛中探古墓，旋螺殿里测曲折。陪都共赴护国宝，学社辛勤复会刊。老友魂兮巴蜀望，巴山蜀水笑开颜。”谈及解放前王世襄老人的旧事，罗哲文在追思会上三度发言。 对于王世襄一生对文物的保护，罗哲文更是十分敬佩。此事可以追溯到1944年年底，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由当时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先生负责，主要工作是编制《战区文物保存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位置，防止文物和古建筑毁于战火。因为参与作战的还有美军，这份目录的翻译、校订即交由王世襄完成，当时他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抗战结束后，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使命结束，遂改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清理、接受、搜集战争中散失的文物，并编制《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 滑过北京上空的哨音 2003年秋天，与王老相依为命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留下他孤独地面对窗外枯叶飘落。从那时起，王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鸽子。 王世襄说：“观赏鸽能把我最美好的想象和失去的记忆带到遥远的地方去。”观赏鸽因此成为王老难以逝去的记忆。 王老说：“一说到鸽子，现在的人自然会想到信鸽和‘和平鸽’。其实，二者都是进口物种，远不如中国独有的传统观赏鸽，可以围在场地四周盘旋，还带着悦耳的鸽哨。” 他在所著的《北京 鸽哨》中曾经深情地写道：“在北京，不论风和日丽的春天，阴雨初霁的盛夏，碧空如洗的清秋，天寒欲雪的冬日，都可以听到从空中传来央央琅琅之音。它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从梦中唤醒，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又不知多少次给大人和儿童带来了喜悦……” 老年的王老很少出门，他很想通过观赏鸽的放飞带去他对大自然持久的爱。当观赏鸽重新盘旋在北京城的上空时，王老的“玩”又上了一个层次。 王老曾说，老北京的鸽子分两类：楼鸽和观赏鸽。楼鸽即灰色野鸽，因为住在城门楼上而得名。信鸽难得一见，被称为“洋楼”即“外国的楼鸽”。至于观赏鸽，花色、品种繁多。同一品种，其头、嘴、眼睛、眼皮、颜色、羽毛闪光等等又有许多讲究，好坏、贵贱大不相同，它是中国的传统物种，是完完全全中国的鸽子文化。 带动明清家具消费时尚 王老喜欢玩的东西极多，但玩得最上心、最过瘾的是古典家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王老的《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等相继发表，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轰动，致使中国明清家具炙手可热，价格瞬间上升，狂飙般地成了中国收藏界的新宠儿。山西、陕西等地明清家具潮水一般地被运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拉完明清家具再拉民国时期的家具，拉光了檀木家具，拉乌木、梨木…… 因此有人说，王世襄关于明清家具的几本专著，带动了整个中国古典家具的收藏和制作产业。 当时，竞相仿效的明清家具在中国各大城市频频出现，古典家具的产业化链条已经成型，新的行业队伍不断强大，许多明清家具的仿制品大批量地销往国外。现在，如果你走进北京高碑店明清家具店里，店主的书桌上一定会找到王世襄的著作。 1993年，王世襄《说葫芦》中英双语版出版后，北京、天津等地纷纷出现了葫芦一条街。他的《蟋蟀谱集成》《中国古代漆器》中文版和英文版、《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等书的出版也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反响。 “中国太需要像王世襄一样的文物鉴赏家了，他和徐邦达以及故去的谢稚柳、启功，真不愧为中国四大文物鉴赏家。”中国文物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这样说。 相关链接： 王世襄 1914年5月25日出生，北京人，九三学社社员。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冬，赴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累计追还、征购数批文物计2000余件。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并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后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历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后改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曾多次应邀赴美、英等国及港台地区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访谈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中英双文本、英文本，与 Curtis Evarts合编)、《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
乱世买黄金，盛世兴收藏。这几年除了楼市、股市，文物收藏市场也是火爆异常，很多人不仅出于爱好，而且把它当成了一种投资保值的手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古玩、字画等藏品越来越感兴趣，使得古玩文物交易成为继股票和房地产之后，最“火”的投资方式之一。与此同时，古玩行当的诡谲与欺骗也愈演愈烈。谁为藏家鉴宝？市场上到底有多少黑洞？ 据央视报道，在中国钧瓷之乡禹州神垕镇，随便走进一家农家院，院子里的空地上、墙角下，各个朝代的瓷器是应有尽有，这些在古玩市场里身价成千上万的钧窑“文物”，在这里仿佛成了一堆无用的垃圾，每件瓷器上都布满了泥土，瓷枕的脱釉都非常逼真。
人尿泡出“旧瓷器”
对于河南省禹州市此类瓷器，河南收藏协会陶瓷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陈景顺称，属于高仿的，不少是有意打烂，打烂以后又修补，给人误导。现在很多市场上出现的都是发乌发黄、做伪做旧的东西。
负责瓷器鉴定的四川成都名家赵德均介绍：“目前‘旧瓷器’在古玩市场上很畅销，但也是假货最多的，因为瓷器造假最容易，一些造假手法让人真假难辨。一般瓷器造假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按照古代的样子将瓷器做出来；第二步是将它做旧，以表现它的‘古’。”赵德均讲述了一个造假的趣闻：造假者先买回一些新的瓷器，用人尿加消毒液，将瓷器泡进去，泡过半年后，洗掉本身的颜色，然后再在这些去釉的瓷器上让画家在上面画出古色古香的图案，喷出仿古的釉色。
不过这些都是瓷器造假的雕虫小技，与以新充旧相比，“补货”是最难鉴定的。造假者到四川各地古窑场或坟墓遗址搜罗大量的“垃圾”残片，然后，用残片拼凑成一件完整的赝品。这种方法制造的瓷器，即使鉴定专家采用先进的多点取样的办法，得到的分析结果也一样是“真品”。在市面上，这种拼凑的赝品，一旦成功通过专家鉴定这一关，原本仅值1万多元的东西，一下子就超过了20万元。
骗子屡屡得逞
中空的装饰品灌进沙土充分量，外面沾上点泥沙，就拿去充当工地施工挖出的“古董”卖。不久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分局刑警一中队成功破获一起伪造古董改销一条龙诈骗团伙，抓获团伙成员9名，据悉，该团伙曾在北京、银川、包头、唐山、秦皇岛等地交叉结伙作案数起。
据办案民警刘警官介绍，“销售”时，卖“古董”得穿“工作服”。该团伙主要销售“古董”的地方是早市或者集市。在卖“古董”时，所有人都要穿上“工作服”——建筑工人的衣服，戴上黄色安全帽。他们假称所卖物品是从工地刚刚挖出来的“宝贝”。这些人基本上一起外出，在火车站分手后奔赴不同的集市，卖完后自行返回旅馆。
砍价格，要多高价看买主情况定。刘警官在秘密侦查时发现，“古董”卖出的价钱不一样，成品的十二属相最低七八十元就能卖出，高的可达几百元。据团伙成员交代，他们价钱是看买主来定的，看着买主不懂装懂，而且很有钱的样子的时候就会高价讨要，如果看着没钱的样子就贱价卖出。有必要时，可以让自己人来当托，说这件古董有多么多么的好，进价10元钱的东西就可以卖到几百元。他们在汽车站等地出售“古董”，短短3天时间就加工出售“古董”13件。
这些伪造古董之所以能够顺利出售，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利益的推动。人们手上有了闲钱，开始抱着投资的心理买古玩。而文物艺术品升值的潜力非常大，拍卖市场基本上是一年升值30%至50%，有些文物过两年再拍，升值一倍，这大大刺激了有钱人将资金投向这个领域。
著名鉴赏家王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古玩仿制高潮，前两次高潮一个在宋代，一个在民国。当代文物仿制登峰造极，整个市场光怪陆离，耸人听闻的事时时在发生。”古玩市场并非一般市民所能涉足，所需要的专业知识非常强，能淘到宝贝的也是极个别人。
古董造假很正常吗
为啥别的东西造假有人管，但是古董造假却很正常，自己走眼就算自己倒霉呢？或许这就是古玩的魅力所在。古玩，顾名思义玩儿的就是历史的文化积淀，玩儿的就是时间的积累。从古人开始欣赏古玩的时候赝品也随之走向了市场，仿古自古以来就算是一种生产力。举个例子，康熙时期做了很多仿制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在当时来说就是假的，就是赝品，可是到了民国的时候康熙时期仿制的假货也十分难得，十分稀少。 同样的例子，民国时期仿制清三代或明代的瓷器，现在也是很难得，价格往往比同一时代的物品还要高。 中国艺术品的造假史源远流长，自汉代始，后朝仿前朝就非常流行。造假大体分两种情况：一是崇尚古人古物而仿之，二是受利益驱动而仿之，现在绝大部分造假属于第二种。其实对于艺术品的造假也不能一概否定，就拿书画来说，当年张大千仿石涛的山水画作，骗过了很多大收藏家的眼睛；齐白石晚年作品上的工笔草虫几乎都是学生画的；明代大画家仇英仿的《清明上河图》在拍卖会上争到几十万；故宫目前收藏的古代书画中，相当一部分是后朝仿制的。另外，真假由谁说了算？对一件东西专家说法不一，是经常的事。还有所谓的科学检测手段，目前也已被造假者所攻破。因此打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大概就是目前打假没人管的主要原因吧。怎么办呢？一是提高自己的眼力，少交学费；二是遇到把假货当真货卖，骗钱数额较大的，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缺乏严格的行业标准
在北京朝阳区CBD工作的付玉强，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对收藏品一直情有独钟，有了点积蓄后，2009年，在北京潘家园市场，他花费了3万元淘到了一幅董寿平的国画《兰石图》。然而第二天经行家鉴定后，确定为赝品，当时他就直奔潘家园市场管理中心讨要说法，却没有结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一位人士对此表示：“古玩虽是特殊商品，但消费者遇到欺诈，只能自认倒霉。法律上，我们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具体条文。” 缺乏严格的行业标准，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和调控，从生产到流通，一大批复仿的赝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市场。一旦某项工艺品产业沦落如此，那么其信誉度和价格就会迅速降低，不但仿古产品，连正常的工艺品生产也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最终成为“地摊货”。
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曾作为国礼赠送给5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唐三彩，其生产厂家在洛阳一哄而上，最泛滥的时候，达到3000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个体作坊。 他们或仿古做旧，或以次充好，市场销售更是无序，在街头巷尾随意摆放，公开压价，国宝级的文化精品就这样沦落为便宜的“地摊货”，无人理睬。
因此很多文物专家和仿古工艺品作者认为，国家有必要出台管理措施，规范仿古工艺品的制作，仿制产品要有明显标识，才能让仿古工艺和文物市场都良性发展。在2009年12月8日的王世襄先生追思会上，文物收藏专家马未都对本刊记者说：“清晨的北京有两个地方总是人头攒动。一个是天安门，人们在等着看升国旗；另一个就是潘家园藏品交易市场了。”近几年，收藏行业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持续升温。有人是爱好，有人是看中收藏背后的经济利益，有人则是用来洗钱。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于收藏的大部分古董来说，“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的价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句关于经济学问题的论断。
自文物、艺术品进入市场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藏也从一种单纯的爱好行为转变为一种爱好与投资兼有的行为，任何一个收藏者最终都会与自己的藏品分开，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改革开放之前所有的收藏品都藏匿得非常严实，30年过去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一些藏品便开始悄悄地出现在一些重大拍卖行中，或者在一些行家中私下流转开去。
藏品的收藏也是有其阶段性的。当藏家的藏品价值不断被证明升值的时候，总是有些藏家耐不住性子，这也就距离出手不远了。但是对于大玩家而言，如果藏品出不了手，则说明你的收藏失败了。对于一个现代收藏者来说，引入经济学的投资思考是必要的。怎样以有限的金钱拥有藏品，并且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这是藏家普遍关注的。
普通经济理论不完全适用
对于藏家而言，普通的经济理论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经济学所阐述的基本理论是：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影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那么收藏行业是否也适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呢？
一般而言，有资金投入实力和愿望的人或团体的投资行为被界定为两部分：稳定性投资和风险性投资。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两种投资的转换也在同时进行。特别是在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多数的经济体都受到了冲击，而收藏行业的历史特性使其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稳定性投资。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人们减持金融实体投资而增加艺术品收藏投资，似乎是大势所趋，似乎也是明智之举。艺术品拍卖行情看好倒也顺理成章。但是要考虑的是，对艺术品的评价和投资是否可以完全适用供求影响价格的理论？
业界通常对藏品的评价是：以消费(即观赏)为主、保值为辅。藏品不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人们对吃穿住行的消费是基本固定的，不会有剧烈的变化。而收藏品的消费量却明显受到收入增减的影响，是弹性很大的消费品。
当收藏者手头较为宽绰时就会多买些藏品，而当手头紧张时则会少买或不买。以此来看，金融危机由于削弱了原有藏家的实力，只会大大限制他们的购藏欲望，而不可能去鼓励他们增购艺术品。
因此，艺术品市场与金融市场是一种一损俱损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据此也许可以预言：金融危机背景下拍卖市场就总体而言，只会降温，而不会火爆。所以对藏品的投资是不能够完全按普通经济学来考虑的。
藏品未来价值最重要
圆明园中流失国外的兽首，1985年在美国只值1500美元，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文物保护的大众概念。1989年，马首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8.1万英镑成交；2000年，虎首、猴首与牛首被中国保利集团分别以1544.475万、818.5万与774.5万港元拍得；2007年，还是同一尊马首，价格却暴涨，最终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购得。2009年升到了3419万欧元，因为这时的中国已经很注重自己的文物保护了。从几千块钱飙升到现在的几千万就是一个最实际的文物价值受重视的例子。
可见，藏品的存世量越少，价值就越高；存世量越多，价值就越低。这个原则可以作为选择藏品的参考，但不是唯一。那些发行量很大的纪念邮票、纪念钱币、纪念章，还有非限量发行的招贴画等供求量弹性很大的藏品价值也是很高的。收藏的意义被界定为3点：首先，该藏品是否含有人们所欲知的信息。如果是，那就可能产生较大的需求，它就拥有收藏价值。其次，藏品所拥有的潜在价值是否被人们强烈关注，是否具有非凡意义。最后，一旦藏品的特殊意义被发掘，是否市场的供应量也能迅速增加。只有藏品拥有人们欲知的信息，这种信息又极为重要，而且市场又无法充足供应才有收藏价值，也会有巨大的升值空间。
文物收藏的价值是多范畴的，它不仅包含了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但是为了让大众更加明晰文物的价值概念，通常换算为完全的经济价值来表述，这样会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价值概念。文物鉴定专家说，一幅宋代的名画价值数千万元并不是说它就肯定能卖几千万，是说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总和是价值千万，如果真是出售也许几百万都没人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有行无市。
河南视台的品牌鉴宝栏目《华豫之门》，在收藏专家对藏品鉴定真伪的同时还增加了市场观察团。专家给的是整体艺术价值的估计，市场观察团则结合市场交易信息给予市场售价的参考，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通常说的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对现在的投资收藏行为不仅仅要看藏品的行情，还要看它的“市情”如何。知“市情”、懂诀窍，获得丰富的经济收益才会成为可能。
市场流通才能收益
一件藏品，只有流通才具有价值。深埋地下的文物是没有价值的。想让藏品增值，就要让它流通，而作为收藏者只能赚取一个升值环节的利润。我们常听说有人把藏品出手后又花更高价钱买回来，再以更高的价格卖掉。收藏经济学认为，只有经过足够数量的流通次数，藏品的价格才能实现大的增值。这就是古玩界乃至收藏界常说的“高来高走，低来低走”。
据荣宝拍卖行的陆红梅介绍：荣宝第66期拍卖会如期于2009年12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开槌，17日至18日预展两天。作为2009年年度最后一场拍卖会，荣宝推出了5个专场约1400多件作品来满足藏家们的需要。继秋拍推出的名家小品专场获得良好反响后，这次拍卖也设立了名家小品专场，以及古董珍玩、中国书画专场。
一件藏品，包括找寻的辛苦、周转的利润、一次次的增值，还有由于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最终都由后来的收藏投资者埋单。这样看来似乎冤大头总在后面，其实也不然，藏家只是在别人苦苦寻找、对比、参照、淘汰、选择、流通、交换等等的基础上，摘取其中最公认的硕美果实而已。这一点上，最后藏家又是最大的赢家。而且历史是延续的，每个藏家也只拥有藏品的一个时期，拥有者总在未来。
藏品的价值也永远只有未来才能判定。“如果要把我写进稿子，希望你能用我的外号——彩陶三，因为在家里我排行老三，又是靠着7件彩陶才在北京扎的根。”在这次采访之初，彩陶三这样告诉《记者观察》记者。
彩陶三、万历赵、青花王等这些明显带有纪年和器型的外号，听上去才能够符合潘家园的身份，也就是这些外号，造就了很多至今仍让圈内人津津乐道的财富神话。作为二道贩子的他们，曾经是农民，而现在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二爷”。
“鬼市”里的第一桶金
9年前的隆冬，当彩陶三拎着17件从甘肃老家收购的彩陶和青灰陶罐来到北京时，压根没有想到在北京一干就是10年，更没有想到会成为圈内排得上号的人物。和几乎所有的“二爷”一样，在老家靠锄头和镰刀生活的他，没几年就走上了倒卖藏品的路。“北京人肯出钱，只要能把手里的货出了就行。”这是他最初来北京的想法。
2000年的潘家园，和现在比，自然冷清了很多，但出名就出名在它的“鬼市”上，那时候的“鬼市”交易量甚至要大过白天的市场交易量。著名收藏家马未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北京，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只有两个地方人头攒动，一个是天安门，一个是潘家园。”
彩陶三刚来的时候，就在潘家园附近租了一间旧屋，天天赶“鬼市”。“那时候很辛苦，尤其是冬天，很冷，还不敢穿太多，万一市场纠察队或者工商局来人，跑起来也利落。”就这样，他在“鬼市”赚取了来北京的第一桶金。半年后，有了10万元钱的他作出了一个决定：留在潘家园，留在北京。从此，他踏上了无数“二爷”走过的路：先靠手里的真货积累人脉，构架关系网，手里的存货卖完后，再到民间收购或者直接通过别人介绍购进大量的赝品，真的假的掺着卖。“别以为来买古董的都是眼力好的，其中的‘棒槌’多着呢！”
“棒槌”最好骗
“棒槌”，又叫“烧包”“肉鸡”，是“二爷”们对那些鉴定水平明显是个半吊子但却自信满满想来“捡漏”的藏家的统称。
“这样的人最好骗，是我们最喜欢的顾客。”通过彩陶三的面授，记者对于“二爷”们的宰客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很简单，无非就两招，一招是“借刀宰人”，另一招是“故弄玄虚”。“借刀宰人”就是用“托”来套买家。最初的“托”来自于周围的那些摊贩或者小伙计，但是后来行不通了，因为一回生二回熟，总是露熟脸也不行，容易穿帮。有了这样的顾虑之后，一个行业便应运而生了，那就是职业的“托”。彩陶三戏称他们为“文物蚯蚓”，专门用来钓“棒槌”这种“鱼”。这些人也多来自农村，多是“二爷”们的乡里乡亲。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在市场转悠，当某个摊主需要他们来“钓鱼”的时候，他们就凑上来，用诸如“逛遍了市场，总算看见好东西了”之类的话语来引诱买家，交易完成过后再来摊主这分成。
另一招“故弄玄虚”就得看“二爷”的表演功力了。“兄弟，没看新闻啊，我这货是他们从地下起出来的。这不，现在人进去了，托我把东西卖了，打点关系。”在说这些话的空儿，同时做出左顾右盼，怕别人听见的动作。“一般这两招出来，‘棒槌’十有八九就买了，虽然价钱大，但他心里肯定很满意。”
说到最不喜欢的顾客时，彩陶三并没有将矛头指向国内的专业藏家，而是指向了外国人。作为北京城数一数二的古玩交易市场，潘家园在吸引着国内藏家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来此淘金。但外国人比较精明，很难让他们出手，甚至就算确定是真品，他们也会衡量再三。并且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会时常在价格方面跟摊主们产生分歧，你伸出来三个指头，他们不往三万、三千上考虑，而是在说三百，甚至是三十。他们的这种近乎耍赖的行为，常常让“二爷”们恼火不已，甚至不想做外国人的生意。对此，彩陶三总结出了一条古玩生意和纪念品生意的大不同来，“纪念品哪个老外都想买，确实也就买了；古玩老外也想买，可他就是不买。”
来自仿品的屠杀
如果现在问任何一个藏家，出去淘宝最怕什么，他们十有八九会说怕买到赝品，而彩陶三的说法也确实印证了这种担心。长久以来，潘家园充斥着大量的赝品和高仿品，甚至赝品的数量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国内其他的古玩交易市场与潘家园如出一辙，就连货物的源头都几乎一样。有一位藏家说过这样的话：“仿品就像是一挺机关枪，没突突几下就把真品全都屠杀了。”长期以来，古玩交易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都一直被交易的双方所遵守，那就是卖出去的货物就像是泼出去的水，无论真假都没有退回的道理。所谓的“三包”“售后”，在这里绝对行不通，这很有点赌博的味道。“富贵在天，买定离手”。正是出于这一点，像彩陶三这样的“二爷”们才会有恃无恐地将赝品往外卖。“只要卖出去了，就不怕他找回来。”“什么都可以坏，但规矩不能坏！”
另外，这些年的科技进步也为仿造古物大开方便之门。资深记者吴树，曾经在他的《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提到了瓷器釉面老化的新方法，很简单，只要在机场过一下X光，一秒钟就能使釉面老化两百年。用高科技仿制的东西，不管你是“宫内的”还是“宫外的”专家，一概鉴定不出来。“就连我这卖仿品的，有时候新东西一出来，都不知道真假！”彩陶三坦言。而那些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就凭借着书本上的几张照片甚至是素描来辨别文物真伪的“半吊子”，就更不用说了。
千万元之后的归隐
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持续升温，文物市场交易量也在飞速提高。以北京潘家园为例，年交易量是以数千万计的，在2009年8月底，还创下日交易量20万元的记录。而这些数据，就是由数千个像彩陶三的“二爷”和无数个“棒槌”缔造的。而这些，还将一直延续下去。“干这一行，心里说没鬼，那是骗人的，且不说那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就是卖赝品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今年干完，我就回老家，开个工艺品店，就纯粹地卖工艺品，到时，我这‘二爷’也就该退休了！”彩陶三告诉记者。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架鹰捉兔、挈狗捉獾……王世襄老人皆乐之不疲；倾心葫芦、收藏家具、刻竹漆器、著书立说，他样样出色。而且以“玩”为生的他，居然玩不丧志，竟然把“大俗”玩成了“大雅”，甚至玩出了好几门“世纪绝学”。不久前，王世襄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中国文化界又少了一位大师。根据王老生前愿望，过世后不举行追悼会，不设灵堂。
94岁不减爱国热情
2009年12月8日，王世襄先生追思会在中国文物遗产研究院9楼会议室举行。单霁翔、罗哲文、傅熹年、耿宝昌、谢辰生等文博专家以及王世襄之子王敦煌，出席追思会。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首先转达了温家宝、李克强等领导的沉痛哀悼和对家属的慰问。他说，在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颁奖仪式上，近90高龄的王老仍能用流利的英语宣读答谢词，“王老先生精通中国古典文学、书画、雕塑、金石、建筑等，并能独辟蹊径，深入研究鲜有人涉足的家具、髹漆、竹刻、鸽文化等，在这些领域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2008年6月上旬，我登门拜访王老。王老当时已94岁，但他头脑清楚，谈笑诙谐、幽默。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失事的直升机残骸找到了’。他指的是在汶川大地震中执行搜救任务而失事的那架直升机。我听后不禁愣了一下。王老一生对祖国和人民的爱，由此可见一斑。”在陈进玉眼里，王世襄是一个始终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人。
70年前，日本在占领中国领土的同时对中国进行了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文化侵略。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抗战一结束，王世襄即参与了防止文物外流和抢救流失文物回国的工作，可谓劳苦功高。
1945年10月，由马衡、梁思成推荐，王世襄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时年31岁。当时他的工作主要涉及：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收购收藏家郭葆昌瓷器；追回美军少尉非法接受的日本人瓷器；收购长春存素堂宋至清代丝绣；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的故宫文物；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等。
这些珍贵文物如不是当时及时收回，恐早已流失海外了。
一生保护文物
追思会现场，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带来了早年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该会刊在1930年至1945年间印行，是一份全面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重要刊物。在这本会刊中，收录了王世襄1933年测绘、考证四川南溪李庄宋墓的文章——《四川南溪李庄宋墓》。
罗哲文回忆起当年与王世襄在南溪李庄宋墓考察的岁月，即兴赋诗一首：“难忘六十六年前，古迹班门习调研。杂草丛中探古墓，旋螺殿里测曲折。陪都共赴护国宝，学社辛勤复会刊。老友魂兮巴蜀望，巴山蜀水笑开颜。”谈及解放前王世襄老人的旧事，罗哲文在追思会上三度发言。
对于王世襄一生对文物的保护，罗哲文更是十分敬佩。此事可以追溯到1944年年底，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由当时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先生负责，主要工作是编制《战区文物保存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位置，防止文物和古建筑毁于战火。因为参与作战的还有美军，这份目录的翻译、校订即交由王世襄完成，当时他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抗战结束后，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使命结束，遂改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清理、接受、搜集战争中散失的文物，并编制《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
滑过北京上空的哨音
2003年秋天，与王老相依为命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留下他孤独地面对窗外枯叶飘落。从那时起，王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鸽子。
王世襄说：“观赏鸽能把我最美好的想象和失去的记忆带到遥远的地方去。”观赏鸽因此成为王老难以逝去的记忆。
王老说：“一说到鸽子，现在的人自然会想到信鸽和‘和平鸽’。其实，二者都是进口物种，远不如中国独有的传统观赏鸽，可以围在场地四周盘旋，还带着悦耳的鸽哨。”
他在所著的《北京 鸽哨》中曾经深情地写道：“在北京，不论风和日丽的春天，阴雨初霁的盛夏，碧空如洗的清秋，天寒欲雪的冬日，都可以听到从空中传来央央琅琅之音。它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们从梦中唤醒，不知多少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空，又不知多少次给大人和儿童带来了喜悦……”
老年的王老很少出门，他很想通过观赏鸽的放飞带去他对大自然持久的爱。当观赏鸽重新盘旋在北京城的上空时，王老的“玩”又上了一个层次。
王老曾说，老北京的鸽子分两类：楼鸽和观赏鸽。楼鸽即灰色野鸽，因为住在城门楼上而得名。信鸽难得一见，被称为“洋楼”即“外国的楼鸽”。至于观赏鸽，花色、品种繁多。同一品种，其头、嘴、眼睛、眼皮、颜色、羽毛闪光等等又有许多讲究，好坏、贵贱大不相同，它是中国的传统物种，是完完全全中国的鸽子文化。
带动明清家具消费时尚
王老喜欢玩的东西极多，但玩得最上心、最过瘾的是古典家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王老的《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等相继发表，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轰动，致使中国明清家具炙手可热，价格瞬间上升，狂飙般地成了中国收藏界的新宠儿。山西、陕西等地明清家具潮水一般地被运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拉完明清家具再拉民国时期的家具，拉光了檀木家具，拉乌木、梨木……
因此有人说，王世襄关于明清家具的几本专著，带动了整个中国古典家具的收藏和制作产业。
当时，竞相仿效的明清家具在中国各大城市频频出现，古典家具的产业化链条已经成型，新的行业队伍不断强大，许多明清家具的仿制品大批量地销往国外。现在，如果你走进北京高碑店明清家具店里，店主的书桌上一定会找到王世襄的著作。
1993年，王世襄《说葫芦》中英双语版出版后，北京、天津等地纷纷出现了葫芦一条街。他的《蟋蟀谱集成》《中国古代漆器》中文版和英文版、《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等书的出版也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反响。
“中国太需要像王世襄一样的文物鉴赏家了，他和徐邦达以及故去的谢稚柳、启功，真不愧为中国四大文物鉴赏家。”中国文物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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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 1914年5月25日出生，北京人，九三学社社员。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冬，赴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累计追还、征购数批文物计2000余件。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并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后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历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后改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曾多次应邀赴美、英等国及港台地区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访谈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中英双文本、英文本，与 Curtis Evarts合编)、《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