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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间收藏六十年的变迁

[日期:2010-01-31] 来源:完全论文网  作者: [字体: ]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指1949~1966年),上海收藏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了封锁,使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封闭状态。一方面我国暂时告别了大量文物外流的历史;另一方面国内的藏家和藏品也无法对外进行交流,那些走“洋庄”生意的古玩商也就销声匿迹了。国内政策的原因削弱了人们收藏的热情,导致私家收藏陷入萧条。当时,政府为了遏制以前官商勾结、非法盗运出口文物的混乱局面,先后出台一系列对文物的购销实行严控的政策。后来又将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古玩商店实行公私合营。原来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上海广东路文物市场一条街,最后只剩下国家独家经营的上海文物商店。文物商店自建国以来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当时,文物经营工作是由国家指定的文物事业单位——文物商店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任何私人不得收购、出售文物,这种垄断经营的方式形成国家文物商店在收购上是“守株待兔”;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出售手中的文物,文物商店往往以极不合理的价格收购之,这大大刺伤了人们将文物卖给国家的热情。20世纪50年代,浙江博物馆派沙孟海通过谢稚柳出面与吴湖帆协商购买吴收藏的黄公望的《剩山图》(《富春山居图》卷的首段),当时吴只想把一件古画出让给浙博,因为《剩山图》是自己藏品中的镇宝之物,而浙博则只要黄公望的《剩山图》,并承诺:只要吴开价,绝不还价。最后经过协商,吴以8000元的价格出让了以上两件作品。吴被打成右派后,有人说他串通谢稚柳,敲国家“竹杠”,致使吴湖帆吃足了苦头。想吴湖帆早年在购买《剩山图》时,因家中资金不够,不得已才用珍藏的商彝周敦古铜器换之。而在销售上,文物商店却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因为需求者只能到文物商店去买。再次是受当时人们经济收入低的制约,像大画家张大千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初只卖几十元,齐白石的作品只卖几元,但仍然鲜有人问津。原因是当时一般家庭收入只能维持养家糊口,根本不可能拿出闲钱来搞收藏,即便像夏衍、吴晗、邓拓这样的高级干部搞收藏也需靠额外稿费收入,普通老百姓一般只能收藏邮票。
  与民间私藏相反的是公藏十分红火,在党和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20世纪50年代几乎引发了一场捐献运动,上海许多收藏家和古玩商将自己苦心经营得来的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如著名收藏家潘达于将两只传世珍宝——大克鼎和大盂鼎捐给了即将开业的上海博物馆,在文物界和收藏界引起轰动。碑帖收藏家孙伯渊先后将金石碑文4000余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将颜真卿多宝塔、欧阳询皇甫君碑、李北海岳麓寺碑等宋拓法帖1 0种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将高攀龙书札卷捐献给苏南文管会(现由南京博物院收藏);瓷器收藏家陈萍捐出100多件珍贵瓷器;小校经阁主人刘晦之解放后多次捐献自己藏品,有三四千件青铜器及大量龟甲骨片、兵器、图书,数量巨大,1962年去世时身边已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十分罕见。瓷器收藏家顾丽江向上博捐赠2400多件文物。马任全将“红印花小字当壹元”这枚传世孤品及大量中国邮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顾文彬和庞莱臣等大收藏家的后代也向上海和其他省市文博机构多次捐献稀世之宝,其价值难以估量。在民间收藏低迷时期,有如此众多的收藏家、古玩商高风亮节,无疑是上海乃至全国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同时也是那时私家和公家收藏冰火两重天的真实写照。
  
  遭遇浩劫
  
  “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的文物和民间收藏是一场极其罕见的浩劫,藏宝于民的传统被彻底破坏,民间收藏文物遭受了空前劫难,收藏家、古玩商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抄家、批斗、迫害。那些被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墨客视为高雅的文化享受的古玩、字画等被列为“四旧”一扫而光。据有关资料显示,“文革”初期,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万人家中被抄,其中上海就“抄了十万户资本家”。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仅5000户人家,就有300余户被抄,毁字画227幅,书刊6000余册。著名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5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那“砸烂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里,凡家里藏有珍贵图书、字画、瓷器等老古董的居民,人人自危,终日诚惶诚恐,怕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游斗带来灭顶之灾,许多人在深更半夜偷偷自焚古旧图书、字画等珍贵传统艺术品。84岁高龄的著名诗人、书法家沈尹默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提出家门,倒进苏州河。林风眠更是在风声鹤唳中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文革”时期大收藏家吴湖帆身患重病住在华东医院,造反派将他家中所有的字画和家具抄走,据说装了整整八卡车,吴湖帆在病床上得知集祖上三代的藏品被查抄一空的消息后气愤之极,陷入绝望,遂拔去插入喉中导管自杀。死于“文革”的收藏家、古玩商还很多。“文革”时期散存在上海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其损失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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