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方案，各自表述，也各有其欣赏、赞同者，竟成相峙之势，于是交政协表决(此前，张仃的政协会徽设计方案被顺利采用，广受好评)。张仃方案以微弱多数票胜出。
周恩来总理再做决定，将张仃方案交梁思成小组完善、深化,最终再由张仃制作为成品件。这一决定，同样体现了赋权于民，争取广泛团结的伟大智慧。后来，梁思成作为党外人士领取了现金稿费；张仃作为党内同志领取又捐回了象征稿酬的200斤小米。
1950年国庆节前张仃将他主持设计的国徽亲自挂在天安门上
应该说，初稿阶段的张仃国徽设计(即手绘稿)，天安门的比例不很标准、规范。梁思成小组根据实测，极其精准地再造了一个庄严雄伟的图像天安门，剪影轩昂，气度非凡。更重要的是，雕塑家高庄更在执行深度加工的过程中，用“吴带当风”的绶带诗意发挥，匠心独运地处理了天安门、麦穗、齿轮和五星之间的审美统一，丝丝入扣，气通神贯，令国徽设计获得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的品质飞跃。后来，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的技师，把直径3米多的木雕巨型国徽赶制出来，并于1950年9月30日亲自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直到今天。
以下要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基本形成条件：领袖们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英的立国理念和意志；政协的选择投票和交办决策；张仃的初稿及梁思成对初稿的补衬；梁思成小组的完善，尤其是高庄的浮雕艺术升华；张仃小组的最终制作。各个环节互为关联与支持，缺一不可。国徽乃集体智慧的结晶。
此前此后，张仃还曾亲自设计或组织设计过开国邮票、政协邮票、开国大典美术景观、中南海多处装修等。将八个大灯笼挂上天安门，最初也是他设计创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