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的价值和国家图书馆的研究工作
1.价值
《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但在具体编排时，由于定韵标准不一，选择不精，为检索增加了不少困难，招致后人不少訾议。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远过于它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
那么，《大典》究竟保存了多少佚文秘籍呢？从知识门类上讲，则“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言，真可谓包罗万象；从辑录范围上讲，则“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用”，都被网罗无遗；以数字而言，则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明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文渊阁所藏图书，到万历间重修书目时，就已“十不存一”，清康熙朝徐健庵修一统志时，更已“寥寥无几”。因此，《大典》就成了保存这些佚书的独一无二的宝库。
《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价值，在修《四库全书》时充分体现出来。当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大典》内辑录佚书，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尽管如此，袁同礼先生还批评说：“宋元以来所亡之书，虽赖得传，然当时编校者，遗漏之处尚多。”从后人仍时有辑出的情况看，袁先生的这个批评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从《大典》辑出的佚书，不仅种数甚多，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如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诸帝各朝实录，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但元、明以后，传本湮没，幸赖邵晋涵等从《大典》录出原文，仍按原书卷数，勒成一编，才使二十四史无有缺遗。
为此乾隆皇帝非常高兴，特意做了《题旧五代史八韵》，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架子上刻有乾隆御笔的此诗。
题旧五代史八韵
上承唐室下开宋，五代兴衰纪欲详。旧史原监薛居正，新书重撰吉欧阳。泰和独用滋侵佚，永乐分收究未彰。四库蒐罗今制创，群儒排纂故编偿。残缣断简研摩细，合璧联珠体裁良。遂使已湮得再显，果然绍远藉搜旁。两存例可援刘昫，专据事曾传马光。序以行之诗代序，惕怀殷鉴念尤长。乙未仲秋月上御制
再如《宋会要辑稿》，是宋代几种会要的辑佚本。宋代很重视编撰会要，前后共十余次，但多未刊行。元灭南宋后，稿本北运，成为修《宋史》各志的依据。《大典》将明初残存的《宋会要》所载史事，分隶各韵，后由清嘉庆间《全唐文》提调总纂官徐松辑出，总366卷。其中所存史料，见于《宋史》各志的不过十之一二，遂使《辑稿》成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其他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东观汉记》，《大元海运记》，《农桑辑要》，《水经注》，《永徽法经》，《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也都或由《大典》辑出，或经《大典》校补。《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了。
卷13965—13991 就收有戏文33种，卷20737—20757 又收杂剧90 种(赵万里先生所作《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列有上述作品篇名，可资参阅)。
《大典》内辑录的久无传本的文学作品，更是不可胜数。其中如宋代李希声、徐师川等人的诗歌以及宋元许多诗人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人所未闻的。再如南宋浙江一带民间流传的南戏，大都亡佚，流传下来的也不过《琵琶记》、《杀狗记》、《拜月记》、《荆钗记》等，而残存的《大典》中就辑出《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这些作品的发现，无疑给我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2004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失传已久的全部方志，凡900余种，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约180种，700余种明初方志，记载了宋元及明初各地行政建置沿革、地理方位、城池坊乡、学校选举、田赋户口、仓廪铺舍、矿产土贡、宫室寺观、风土民情、名胜古迹、人物遗事、诗词文章等，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
2.国家图书馆对永乐大典的研究
国家图书馆不但收藏着二百余册《永乐大典》，而且从很早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关注和研究。
《永乐大典》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保存了很多明初以前各学科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辑佚的渊薮。国家图书馆的缪荃孙先生、袁同礼先生、赵万里先生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缪荃孙先生曾辑出《曾公遗录三卷》、《十三处战功录一卷》、《明永乐顺天府志》、《明泸州志二卷》、《中兴行在杂买物杂卖场提辖官》、《中兴东宫官僚题名一卷》、《中兴三公年表一卷》等书，赵万里先生曾辑出《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这些工作使很多几乎已经失传的典籍再现学林。
2002年国际研讨会召开，激发国家图书馆对《永乐大典》更多的关注，在筹备研讨会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一批研究性的文章，如《永乐大典》中的佛教文献、《永乐大典》的主题标引等等，都反映了新一代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永乐大典》研究的关注。
永乐大典新书柜
让更多的人关注、研究《永乐大典》，必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这部书的全貌。1959年中华书局将当时已收集到的730卷《永乐大典》影印出版。使这部孤本秘籍重见天日，得到学界称誉。
袁同礼先生在80年前曾经说过：一，藏于国外之各卷亟宜择要影摄，仿今西法影印，无刊刻校勘之劳，时间经济两皆省便，虽属吉光片羽，当亦为嗜古者所同珍。二，国内公私所藏，……应怂恿公布。我国藏书家每以藏有秘本自诩，不愿公之于世，一有错失焚毁，天壤间遂不复存，其阻碍学术也何限。今宜借出影印，俾不湮没，他日次第刊行，流布海内，固艺林之快事也。国内藏书家，其有意乎。将影印出版《永乐大典》的意义表达得非常明白。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希望将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全部仿真影印出版，目前已经完成163册。有出版商将中华书局影印本外的境外藏《永乐大典》出版，而近年又陆续有发现，希望能有更多的大典现身，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资料。
《永乐大典》寄托着太多的民族情感，国家图书馆现藏的《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近年做了整体修复，并特别制作了《永乐大典》新书柜，让她们拥有了更好的保存条件。同时我们也期待能够了解由于历史原因散落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永乐大典》更多成员的消息，以各种方式促成这个《永乐大典》大家庭的团聚。
演讲人：陈红彦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陈红彦 1965年生，1987年起供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现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担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秘书长。著有《版本文化丛书———元本》等，编有《芸香阁丛书———冀淑英文集》、《古籍保护新探索》等，并发表《名家写版考述》等多篇古籍研究方面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