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8月12日 来源：贵阳日报
这本《鲁迅诗抄》，我珍藏已三十八年。它比手掌略小，字迹秀劲，书尾落款：“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辛亥十月十三钞毕以应明贤弟之嘱”。下钤小联珠印“张”、“宗和”，是我专为此书刻的。
宗和先生是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大)历史系教授，终生站讲台，校园以外的知名度不及他的四个姐姐(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合肥四姐妹”)，其实他在一切方面都同样优秀，毫无逊色。
我不是宗和先生的学生。我妻龚兴群与他大女儿以靖从小是邻居玩伴，小学到初中的同窗友，两家父亲是老贵大的同事，通家之好。以靖又是我的低班学友。我就是以这个身份与宗和先生结识，跟着妻子叫张伯伯张伯母，与宗和先生建立了一种介乎长晚辈与忘年友之间的关系。进出他家的年轻人不少：三个女儿的同学、朋友，校园里的后辈等等，宗和先生就坐在他们中间，笑眯眯地听他们胡说八道，甚至用他们的青涩词汇与他们对话。有时心情不佳或精神不济，就会提议：“张以 ，请你们到里面房间去说好不好？”张以 是宗和先生的小女儿。宽厚、和蔼、幽默，似乎是合肥张家的基因。
我是一九六二年春夏之际第一次拜访宗和先生，但早几年已知道沈从文是他姐夫，家里有沈从文、徐迟、卞之琳在内的许多老照片。我首先就是为此而想去造访的。我在学校图书室已读过沈先生早年出版的多种小说集，读过徐迟从香港回到重庆看话剧《屈原》后，彻夜难眠，写给郭沫若的长信，也读过卞之琳的诗(似懂非懂)，对这些大作家满心的崇拜之忱。但因怯场，虽然妻子一再说张伯伯“好玩得很”，我还是一再犹豫。
那时张家住教授享用的“小平房”。一共四幢，每幢住两户，中间隔断，各自出入。与张家紧邻的项英杰教授，夫人孙毓秀是我的历史老师，正好同时拜访。
初访的细节记不清了。闲谈中宗和先生说起当时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评价不是很高，觉得没有写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倒是引起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念头，而且已经实行，每天凌晨三点过起床，写到上班。已经写出两万来字了。那时我正是“文学青年”，天天听的是“文以载道”的导向，对《红岩》这样的鸿篇巨制当然佩服之至，但也不满足，觉得语言缺乏风格，没有笔调。读《青春之歌》也是这个感觉。比较喜欢《红旗谱》，除了内容厚重，也因为语言不错，不是学生腔或文艺腔。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怎么说”与“说什么”同样甚至更加重要。我只喜欢有语言风格有个性笔调的作家。小说缺乏笔调，好比只供白饭没有菜，更没有酒。那么，张宗和先生写出来的抗战，会是一种什么味道？当然很感兴趣。但不久他就因严重的神经衰弱而搁笔，并且需要进息烽温泉去疗养了。这部未完成的遗稿，后来以 给我读过，三万来字，自传性很强，人物众多，描写很细致生动，我从张家姐妹续编的家刊《水》中读到过宗和先生中学时代的日记，把平常家居生活叙述得非常亲切生动，正是写长篇小说的好笔调。写自传性小说，会引起无穷无尽的回忆，洪水决堤一样不听控制，肯定睡不好觉，加之凌晨起来爬格子，年富力强者也难坚持，何况宗和先生早已因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刺激而留下了神经衰弱的症候。已写成的部分，叙述抗日战争初期，主人公辗转旅途的种种遭际和交会的亲旧新雨，预示出广阔多彩的社会生活视野，大器未竟，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