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扬镳
1920年，应时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在多番思量之后，他给胡适去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希望北京同人多为《新青年》做哲学文艺的文章。
陈氏此番解释的话语，已有讲和之意。但是胡适并不领情，直言回复“《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个办法解决问题: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
2.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
3.停办《新青年》。
陈独秀接信后极为生气，立即反对，随即又指责胡适与陶孟和，“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
胡适受此批评后哭笑不得，遂提笔给李大钊、钱玄同、鲁迅、陶孟和、张祖训、周作人、王星拱、高一涵8位北京《新青年》编辑同人写信，请他们评理。
对此，8人意见不一。张祖训、高一涵、李大钊同意胡适意见，赞成移到北京编辑；周作人、鲁迅和钱玄同则主张在北京另办一个杂志；王星拱、陶孟和则赞成停办《新青年》。
一位署名为TugBxy的人曾致信胡适劝解:
那第三个办法，照你所说的做去，我也很赞成。……
仲甫(即陈独秀)本是一个卤莽的人，他所说那什么研究系底话，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你以为然否？
TugBxy
再:广东、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底世界，国民党和研究系，都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甫本是老同盟会出身，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一和他们接近，则冤枉别人为研究系的论调就不知不觉地出口了。
这位居中劝解的TugBey君究竟是谁，暂无史料可考，然而据他回复赞成“那第三个办法”判断，当为王星拱、陶孟和之一。
陈独秀对此表决结果的反应极为激烈，他在致胡适等人的公函中，坚决地说:
第三条办法，……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军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於《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一月九日
……至于决议之结果，我自然服从多数。(若“移京”和“别组”两说各占半数之时，则我仍站在“别组”一方面。)……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二月一日
1921年，在陈独秀的坚持下，《新青年》又移到广州后，陈氏写信给北京同人宣布《新青年》与他们断交，让他们自己另办一份杂志，并说明自己是不会为他们所办的新杂志写文章的。曾经志同道合，谈笑间直欲将旧文化的樯橹扫荡得灰飞烟灭的青年挚友们，终于各奔理想，分道扬镳。
私谊绵长
世人多感叹胡适与陈独秀半生情谊，终究由于《新青年》的分歧而决裂，然而我们从陈独秀在此后致胡适的信札，看到二位巨人的坦荡胸怀与相知相重的情谊，那些分歧和意见，便可置之一笑。
胡适在TugBxy的劝解信后，曾为“研究系”一事致信陈独秀，说“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陈独秀也坦诚地说:“你要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
胡适与陈独秀在报纸文章中针锋相对，互相批评，并未就此疏远冷淡，书信往来不断，依旧怀着对彼此的敬佩与信赖，君子之交，深厚绵长。
在广东期间，陈独秀曾拜托胡适邀请陶孟和顾孟馀前来广东办学，甚至希望在广州实践杜威的新教育法。
一涵(即高一涵)、适之兄:
……弟颇希望孟和兄能来此办师范，孟馀(即顾孟馀)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兄向顾、陶二君一商。
师范必附属小学及幼稚园，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十二月廿一日
即使胡适已脱离《新青年》编辑部，新书刊出之后，陈独秀也按时寄送胡适等人。
适之兄:
《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间原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足可与守常兄商量处置……
九月五日虽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批评胡适的“善良教育”不切实际，但同时他也热情地推荐胡适去安徽担任教育厅厅长。
适之兄:
……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即任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即陶知行(即陶行知)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九月五日
此番言语，怎能令人相信二者会是水火不容的“政敌”。胡适清楚陈独秀激烈直率的性格，陈独秀也理解胡适温文又执着的书呆子脾气，即使二人政见不同，立场各异，在报刊互相批评，却也不妨碍这对老友彼此敬重，借着薄薄的信纸，互道一份真切关心。
“善后会议”中的支持声
1925年，是胡适最为煎熬的一年。他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被民众讥为军阀分赃的帮凶，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骂他“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胡适听到了陈独秀支持的声音:
适之兄:
……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哀，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
二月五日适之兄:
……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能与否，得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还太不够。
……又申报新闻报北京信都说你和汤(即汤尔和)、林(即林长民)为段做留声机器，分析善后会议派别中，且把你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
二月廿三日
两封信件，言辞切切，支持之余，都是为老友胡适的担忧与抱打不平，真心实意地为胡适谋划打算着。
我说了这一大篇，然而有何方法解决这问题呢？我以为只有继续办《努力》周报，以公布你的政治态度，以解释外面的怀疑。
《努力》俟出，当然也不能尽情发挥，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说几句必需要说的话，现在你的环境还可以做得到。似不可放过此机会，因为此机会势不能长久存在也。
二月廿三日
陈独秀深知胡适的“书呆子”脾气，更担心老友为当局政府所利用。适之兄:
……近闻你和政府党合办一日报，如果是事实，却不大妥。在理论上现政府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如何，在事实上现政府将来的运命如何，吾兄都应该细心考虑一下，慎勿为一二急于攫取眼前的权与利者所鼓惑所利用；彼辈之所为尚可攫得眼下的权与利，兄将何所得？彼辈固安心为杨度孙毓筠，兄不必为刘中叔！弟明知吾兄未必肯纳此逆耳之言，然以朋友之谊应该说出才安心。行严(即章士钊)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跳入火坑，吾兄大不必如此。弟前以逆耳之言触孙毓筠之怒，此时或又要触兄之怒，然弟不愿计及此也。
二月五日适之兄:
……接近政府党一层，我们并不是说你有“知而为之”的危险，是恐怕你有“为而不知”的危险，林(即林长民)、汤(即汤尔和)及行严(即章士钊)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辈书生，哪是他们的对手！你和他们三位先生合办一日报之说，是孟邹兄(即汪孟邹)看了申报通信告诉我的，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
二月廿三日
种种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此时的胡陈二人都深知彼此已渐行渐远，但知己之谊，却不受政见所缚，患难时刻的支持鼓励愈发显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