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赵琳琳
题为“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纪念郑振铎诞辰 本专题采写和图 记者赵琳琳 开辟新文学运动阵地 郑振铎，字警民，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建长乐。他少年失怙，爱书成癖的习惯得于黄小泉的启蒙。1917年，郑振铎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前身），1921～1931年间，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作为“最好的杂志编辑者”，以伯乐之慧眼，发现、团结了一大批新进作家，开辟了新文学运动的阵地。1931年夏，郑振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学者兼作家，撰写了声誉卓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著作，出版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其间与鲁迅、沈雁冰筹办《文学》月刊，主编或创办了《文学季刊》、《太白》、《水星》等刊物；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为祖国保存了笺谱艺术。 淞沪战后，上海沦为“孤岛”。江南著名藏书楼的典籍纷流入肆，日寇、伪满、汉奸及书贾聚集沪上，郑振铎深恐“此区区仅存”之国家典籍沦失，遂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联名致电当时“中英庚款董事会”等机构，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1940年1月五人正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承担实际采访工作，出力最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以所拨三百多万元款项，抢救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珍善之本，堪称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购书行为。先后购得玉海堂、群碧楼、邓氏风雨楼、张氏蕴辉斋、海盐张氏、武进陶氏、南浔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等著名藏书家之珍藏。 郑振铎先生也是新中国文物考古、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使文物、图书管理工作渐入正轨。1950年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父亲拿到工资就雇黄包车拉一车书回家” 对话郑振铎之子郑尔康—— “父亲拿到工资就雇黄包车拉一车书回家” 广州日报：抗战期间您父亲在上海，您去看过他几次吧？ 郑尔康：对，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不懂事，而且父亲是隐姓埋名住在那里。我父亲的很多好朋友在抗战爆发后，都纷纷到后方去。我父亲之所以不走就是为了给国家抢救下来的那些书。 广州日报：买了书如何保存？ 郑尔康：他们保存在上海的一个寺庙内。这个寺庙内有个法宝馆，这个房间原来放一些法器和宗教典籍，他们同志会就租下了这个法宝馆，把一些古籍放在那里。日本人也信佛，一般不会去侵犯寺庙。 广州日报：郑振铎先生如何去购书，您还记得吗？ 郑尔康：父亲买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的私人藏书。这部分他更看中学术价值而不是这些书的市场价值。父亲从学生时代就喜欢这些，但是那时候买不起书，他就向同学借来然后一本一本地抄，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茧。 广州日报：郑先生爱书，您的母亲支持吗？ 郑尔康：父亲的收入，除了把家中过日子的钱留下来，把剩下的收入大部分都花在了买书上。母亲总希望能够把家中的生活改善一下，但每次都让母亲很失望，父亲拿到钱后就雇一辆黄包车拉一车书喜洋洋地回来，母亲则是拉长了脸，家中免不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母亲总体来说是很支持父亲的，尤其是抗战时期，母亲总是卖掉一些首饰来度日。 建国以后，父亲可以公开地收藏书籍。他的休息就是去书店。还有就是那些书店会送货上门，尤其是一些古书，未必每次去都能买到一整套，有时候有残缺，只能先买下几本。一到节假日，家里的传达室总是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书商，基本都是来送书的。父亲的藏书总量，最后捐献给国家时有约10万册。 而在抗战时期，由于家里放不下，父亲将200多箱书藏在当时上海闸北的一家书店的书库里，后来，一个炸弹炸毁了这家书店的仓库，200多箱书付之一炬。 广州日报：郑先生是怎么买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 郑尔康：他买这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集子也是费尽周折。从他知道社会上有这套戏曲集开始就开始留意，他亲自到江南常熟一带的藏书家家里去登门拜访，查访这些书的下落。一天晚上，父亲一个姓陈的老朋友来告诉父亲，已经发现这套书的一半了，父亲很高兴，就和老朋友说，你一定要帮我留下千万不能卖给别人。父亲一下子拿不出太多钱，第二天就在同事们当中借。很快，姓陈的朋友又告诉父亲，另外半部也有了，在另外一个书商的手中，但等到父亲赶到另外那个书商家里想买到另外半部时，这两位书商中姓孙的一位已经将这两个半部书都拿到手了。这位孙姓书商开始不愿意把这套书卖出去，后来愿意卖但开价2万大洋，父亲通过姓陈的朋友晓以民族大义，后来花了9000大洋买下来这套书，钱也是在同事们中间凑的。 “父亲的捐献成了故宫陶瓷馆首批藏品” 广州日报：听说郑振铎先生也收藏了不少文物？ 郑尔康：文物他更是为国家收藏，那是在抗战胜利后，他才突然拿出大量钱来买文物。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开始，文物特别是陶瓷文物很难保存，当时纸币不值钱，很多人开始收藏黄金，难以保存的陶瓷文物就更难买了。但是，为了不让这些中国文物被外国人买去，他就把一些用来藏书的钱集中起来购买文物，古董商人精明，不收纸币只收黄金，我父亲就拿黄金购买陶瓷文物。 新中国一成立，父亲就给周总理写了个报告，说家中收藏有700多件汉魏隋唐的文物，决定全部捐献给国家。后来全部从上海运回北京进入了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中不少都是国宝级文物。前几年，故宫特别从中挑选出了精品举办了一个特展，而这批陶瓷文物也成了故宫博物院陶瓷馆的第一批藏品。
郑振铎和同仁们 抢救的《古今杂剧》
《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
郑振铎一家人
题为“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纪念郑振铎诞辰
本专题采写和图 记者赵琳琳
开辟新文学运动阵地
郑振铎，字警民，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建长乐。他少年失怙，爱书成癖的习惯得于黄小泉的启蒙。1917年，郑振铎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前身），1921～1931年间，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作为“最好的杂志编辑者”，以伯乐之慧眼，发现、团结了一大批新进作家，开辟了新文学运动的阵地。1931年夏，郑振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学者兼作家，撰写了声誉卓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著作，出版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其间与鲁迅、沈雁冰筹办《文学》月刊，主编或创办了《文学季刊》、《太白》、《水星》等刊物；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为祖国保存了笺谱艺术。
淞沪战后，上海沦为“孤岛”。江南著名藏书楼的典籍纷流入肆，日寇、伪满、汉奸及书贾聚集沪上，郑振铎深恐“此区区仅存”之国家典籍沦失，遂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联名致电当时“中英庚款董事会”等机构，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1940年1月五人正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承担实际采访工作，出力最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以所拨三百多万元款项，抢救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珍善之本，堪称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购书行为。先后购得玉海堂、群碧楼、邓氏风雨楼、张氏蕴辉斋、海盐张氏、武进陶氏、南浔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等著名藏书家之珍藏。
郑振铎先生也是新中国文物考古、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使文物、图书管理工作渐入正轨。1950年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父亲拿到工资就雇黄包车拉一车书回家”
对话郑振铎之子郑尔康——
“父亲拿到工资就雇黄包车拉一车书回家”
广州日报：抗战期间您父亲在上海，您去看过他几次吧？
郑尔康：对，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不懂事，而且父亲是隐姓埋名住在那里。我父亲的很多好朋友在抗战爆发后，都纷纷到后方去。我父亲之所以不走就是为了给国家抢救下来的那些书。
广州日报：买了书如何保存？
郑尔康：他们保存在上海的一个寺庙内。这个寺庙内有个法宝馆，这个房间原来放一些法器和宗教典籍，他们同志会就租下了这个法宝馆，把一些古籍放在那里。日本人也信佛，一般不会去侵犯寺庙。
广州日报：郑振铎先生如何去购书，您还记得吗？
郑尔康：父亲买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的私人藏书。这部分他更看中学术价值而不是这些书的市场价值。父亲从学生时代就喜欢这些，但是那时候买不起书，他就向同学借来然后一本一本地抄，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茧。
广州日报：郑先生爱书，您的母亲支持吗？
郑尔康：父亲的收入，除了把家中过日子的钱留下来，把剩下的收入大部分都花在了买书上。母亲总希望能够把家中的生活改善一下，但每次都让母亲很失望，父亲拿到钱后就雇一辆黄包车拉一车书喜洋洋地回来，母亲则是拉长了脸，家中免不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母亲总体来说是很支持父亲的，尤其是抗战时期，母亲总是卖掉一些首饰来度日。
建国以后，父亲可以公开地收藏书籍。他的休息就是去书店。还有就是那些书店会送货上门，尤其是一些古书，未必每次去都能买到一整套，有时候有残缺，只能先买下几本。一到节假日，家里的传达室总是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书商，基本都是来送书的。父亲的藏书总量，最后捐献给国家时有约10万册。
而在抗战时期，由于家里放不下，父亲将200多箱书藏在当时上海闸北的一家书店的书库里，后来，一个炸弹炸毁了这家书店的仓库，200多箱书付之一炬。
广州日报：郑先生是怎么买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
郑尔康：他买这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集子也是费尽周折。从他知道社会上有这套戏曲集开始就开始留意，他亲自到江南常熟一带的藏书家家里去登门拜访，查访这些书的下落。一天晚上，父亲一个姓陈的老朋友来告诉父亲，已经发现这套书的一半了，父亲很高兴，就和老朋友说，你一定要帮我留下千万不能卖给别人。父亲一下子拿不出太多钱，第二天就在同事们当中借。很快，姓陈的朋友又告诉父亲，另外半部也有了，在另外一个书商的手中，但等到父亲赶到另外那个书商家里想买到另外半部时，这两位书商中姓孙的一位已经将这两个半部书都拿到手了。这位孙姓书商开始不愿意把这套书卖出去，后来愿意卖但开价2万大洋，父亲通过姓陈的朋友晓以民族大义，后来花了9000大洋买下来这套书，钱也是在同事们中间凑的。
“父亲的捐献成了故宫陶瓷馆首批藏品”
广州日报：听说郑振铎先生也收藏了不少文物？
郑尔康：文物他更是为国家收藏，那是在抗战胜利后，他才突然拿出大量钱来买文物。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开始，文物特别是陶瓷文物很难保存，当时纸币不值钱，很多人开始收藏黄金，难以保存的陶瓷文物就更难买了。但是，为了不让这些中国文物被外国人买去，他就把一些用来藏书的钱集中起来购买文物，古董商人精明，不收纸币只收黄金，我父亲就拿黄金购买陶瓷文物。
新中国一成立，父亲就给周总理写了个报告，说家中收藏有700多件汉魏隋唐的文物，决定全部捐献给国家。后来全部从上海运回北京进入了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中不少都是国宝级文物。前几年，故宫特别从中挑选出了精品举办了一个特展，而这批陶瓷文物也成了故宫博物院陶瓷馆的第一批藏品。